《今生今世》裏沒有這一段，司馬新說是聽張愛玲的好友宋淇說的，估計胡蘭成自己也覺得丟人，他在揚長避短上是很有一套的，前麵在應英娣的來曆和“妾室”身份上的含糊其詞就是一例。
很多人為胡蘭成辯解，說漢奸也罷，負心也罷，起碼他坦白。可問題是，到底什麼叫作坦白？像胡蘭成這樣，避重就輕地複述一下過程，色厲內荏地強詞奪理，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離經叛道但自有一套嚴密邏輯的人，就叫作坦白了？不，我覺得坦白是與自己的內心赤誠相對，像打量他人那樣打量自己，不放過任何細枝末節，直至，終於接近於內心的本質，人性的弱點，欲念的源起。
看胡蘭成的大作，可以忍耐他滿紙半文半白的“亦”和“連”以及自以為別有深味的浙江鄉下方言，甚至可以忍耐一得意就忘形，一得誌就小人相的輕骨頭，唯獨感到難以忍耐的，是他總是試圖欺瞞，詩詞歌賦齊上陣，說禪論道做大旗，掩蓋他的利己本質。最後，他成功了，他通過一部裁剪得當濃淡相宜的“情感曆程”，掩蓋了一個草根男的野心與戾氣，把自己打扮成了氣定神閑優越感十足的風流教主，這，能叫坦白嗎？
1955年，胡蘭成的日本好友池田篤紀去香港，胡托他去看張愛玲，這一次，倒不見得有什麼用心，他可能是閑得慌，一點點無聊外加一點兒好奇心，池田沒有見到張愛玲，胡蘭成猜張愛玲也不願意見，本來就多餘嘛。咦，那你胡蘭成幹嗎還多這個事？
胡蘭成做什麼我都不感到稀奇，但奇怪的是，1957年年底或1958年年初，張愛玲竟然經池田轉了一張明信片過來，沒有上下款，寫道：
手邊如有《戰難和亦不易》、《文明的傳統》等書（《山河歲月》除外），能否暫借數月作參考？請寄（底下是英文，她在美國的地址與姓名）。
說起來張愛玲很沒必要招惹胡蘭成，難道不知道他容易牽動綺念？究其原因，在於此刻的張愛玲已經嫁給賴雅，以為她跟胡蘭成是橋歸橋路歸路了，便是牽動一些感懷，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她給予自己的終極定位是：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人。
這個寫小說的人當時處境不佳，英文寫作沒有得到美國市場認同，急於憑借一部力作翻盤。1961年，她來到台灣，為以張學良為主人公原型的作品《少帥》搜集資料，很有可能在1957年年底乃至更早，她就在醞釀這部作品了，給胡蘭成寫這個明信片，真的不是舊情複燃的幌子，而是創作小說的前期準備工作之一。
胡蘭成的想法卻很多，先是不敢相信，然後給他當時的老婆佘愛珍看，佘愛珍先是一呆，隨即替他歡喜，還催他回信。
這位佘愛珍也真大方，難不成是一位芸娘式的賢妻？胡蘭成說她一向是別人眼裏有了她就不能再有第二個人的，不過見了張愛玲的字犯起糊塗。寫到這裏，我要嗬嗬一笑，有道是，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胡蘭成一生風流官司無數，落到這個女人手裏，才算是好馬配好鞍，天造地設的一對。
佘愛珍不是個普通人，前夫是大流氓“白相人”吳四寶，後來改行做漢奸，也做得很“成功”。佘愛珍能把這麼個人收服擺平，自然也有兩下子，當年在胡蘭成的眼中，她是個必須仰望才得見的人物。且說某個春天的下午，她攜了女侍，光臨他的寒舍，真如神仙下凡，他“又喜歡，又敬重”，隻覺得他寒酸的客廳與她諸般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