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魅力大比拚中，張愛玲似乎處處落了下風，沒辦法，才華見識並不能讓性感程度水漲船高，錢鍾書就曾說過：“女人有女人特別的聰明，輕盈活潑得跟她的舉動一樣。比了這種聰明，才學不過是沉澱渣滓。”這大概是很多男人沒有掏出來的真心話。
胡蘭成依舊聲稱，不管他有多少女人，他待張愛玲總是不同。又打比喻：小時候他在舅舅家裏玩，父親去了，給那些表兄弟每人一個金橘，唯獨他沒有。他心中略有感覺，卻也不敢怎麼樣，但見父親將他牽到沒人處，竟遞給他一個金燦燦的大福橘，他對張愛玲，也是這樣。
但有一次，在張愛玲的住處，他遇到炎櫻，把她的椅子挪到房間正中，鄭重得都讓炎櫻感到尷尬。他像日本人一樣雙手按膝上，懇切地告訴她這次大轟炸有多麼劇烈。炎櫻和張愛玲都替他不好意思，她們又不是沒見過轟炸，用不著他來表演哀天地民生的哀懇，張愛玲窘到隻能走開。然後她聽到胡蘭成問炎櫻：“一個人能同時愛兩個人嗎？”這句問話讓張愛玲感到天都黑下來了。
我們看胡蘭成寫小周，會知道他更愛誰。胡蘭成寫張愛玲也精彩，但那種精彩，是世人都識得的精彩，她的才華，她的聰慧，光華璀璨，人人都會覺得好。他寫小周的好，卻都是普通女孩的那種好，張愛玲說胡蘭成說小周的口氣，像是做父母的說自己家孩子，一舉一動都看在眼中，說得津津有味，這才是真愛。
胡蘭成那樣說，倒也不見得是欺騙，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自欺欺人，張愛玲之於他，像一件豪華的裘皮大衣偶爾落到一個窮女孩手中，也許不合身，也許還不舒服，穿上去捉襟見肘，百般不適，但她也舍不得脫下，因為它是華貴的，可以炫耀的，她珍愛它，跟別人誇大著它的好，就她的擁有而言，這是最有分量的一件了。
又如文學愛好者褒揚某名著，未必有心得，拿在手裏還會覺得累，但為了賣弄自己的水準，少不得要用上重量級的詞語，顯示自己的別具慧心。何況在當時，張愛玲這部名著，胡蘭成擁有獨家孤本，他那麼虛榮的人，自然更要好好地煽乎一下了。
這並非胡蘭成有意欺瞞，他真心實意地希望自己更愛張愛玲，因為更愛這樣一個有才華的貴族後裔是對的，是有品位的，是跟主流社會合拍的。
美國哲學家弗洛姆說：大眾心理，存在一種逃避機製，個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照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類人，這樣可以使自己不再孤獨與焦慮。比如說，催眠師可以暗示生馬鈴薯是可口的鳳梨（菠蘿），接受催眠的人就會像吃鳳梨（菠蘿）那樣津津有味地吃生馬鈴薯。社會文化模式經常扮演著催眠師的形象，它說，你應該怎樣，害怕被社會孤立的人，就會以為自己“是”這樣。
而這種在催眠下產生的心理，其實是一種偽思想。
有一些特立獨行的人，嚴格摒棄這種偽思想，摸索、發掘、展現自我，米蘭·昆德拉算一個，魯迅算一個，張愛玲當然也算一個。相對於孤獨，他們更害怕自欺，哪怕剔出自己的血肉，他們也不能讓那種偽思想在自己的靈魂裏存身。
胡蘭成沒有這樣的力量，在他貌似瀟灑坦率甚至恣肆的背後，是對於社會文化模式的刻意逢迎。除了強調自己將張愛玲看得最重，他還一直聲稱，他深愛結發妻子玉鳳，盡管她相貌平庸、土氣、沒文化，但是，“我的妻至終是玉鳳”，我“幼年時的啼哭都已還給了母親，成年後的號泣都已還給玉鳳”，經曆了與玉鳳的一場死別後，“對於怎樣天崩地裂的災難，與人世的割恩斷愛，要我流一滴淚總也不能了”。
糟糠之妻不下堂，向來是為國人讚揚的美德，胡適先生的情史雖然可以連篇累牘，但他到底沒有拋棄江冬秀，仍然可以充任大眾心中的道德楷模。對於亡妻念念不忘，也符合國人的審美取向，悼亡之作層出不窮，根子可以追溯到《詩經》裏：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一唱三歎，人鬼情未了。
我一點也不打算獨樹一幟，與上述的美好品質及感情為敵，假如它們是真的，我也願意加入感動的隊伍，但認識一個人，不但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我們看看胡蘭成幹的那些事，就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他看到玉鳳的第一眼，就不喜歡她，他喜歡那種尖下巴的精靈女生，玉鳳卻是一臉福相，完全不能煙視媚行，繡花也不精，唱歌也不會，甚至話也說得不倫不類，就是一個有點笨拙的鄉下女子。
胡蘭成新婚之夜才見到玉鳳，大為失望，不過他不是一個激烈的人，玉鳳再不好，總歸是他的妻，耳鬢廝磨間也處出一些情意來了，更重要的，是玉鳳對他，有著死心塌地的愛戀與信任，讓胡蘭成覺得很舒服。
胡蘭成描寫兩人婚後的生活，都有一點《浮生六記》的情致了，但我們同時也能看到，他在那女子麵前的優越感。他的家人總拿“拋棄”來威脅玉鳳，他不高興了，也會說結婚以來沒稱心過，雖是生氣時的過頭話，但設身處地地想，這話忒傷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