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遠在蘭州指揮楚軍與回民作戰的陝甘總督左宗棠也憤憤不平。從同治三年來，左宗棠一直不與曾國藩通書信。那年曾國藩主動修書與之言和，因信中未有道歉認錯之語，左宗棠便負氣不複。曾國藩也沒有再給他去信。後來他意識到自己的負氣不對，但他一貫好強，即使錯了也不認錯，彼此之間便這樣絕了私人書信。不過公務往來依然頻繁，雙方都不苟且，每有拜疏，即錄稿谘送，完全是一派鋤去陵穀、絕無城府的光明氣象。曾國藩要將長江水師改為經製之師，左宗棠支持。左宗棠在陝甘打仗，分派給兩江的糧餉，曾國藩總是按量按期地運去，又主動將後期湘軍中德才兼備的名將劉鬆山推薦給左宗棠。劉鬆山及其統率的老湘營成為左宗棠的精銳。今年正月，劉鬆山戰死，其侄劉錦堂接統其軍，智勇不在乃叔之下，左宗棠為此甚感曾國藩之德。一次兩江總督衙門會議上，有人稱讚左宗棠為西北第一人，曾國藩接話：“豈止是西北，實為當今天下第一人。”這話傳到陝甘前線，左宗棠心裏又喜又愧。喜的是他的勞績為全國所矚目，愧的是自己的胸襟遠不如曾國藩的寬廣。在這種心情下，左宗棠在奏報劉鬆山戰死時，將曾國藩誠懇地讚揚了一番。不過，這次他又大為不滿了。心裏雖然對老朋友已無芥蒂，麵子上卻拉不下，他不直接給曾國藩來信，要總理衙門轉達他的態度：“津郡事變由迷拐激起，義憤所形，非亂民可比。索賠似可通融，索命則不能輕允，懲辦地方官員亦非明智之舉，正宜養民鋒銳，修我戈矛，示以凜然不可侵犯之態，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長我中華之誌氣！”
在湘潭設帳講學，弟子眾多，儼然有一代宗師之稱的王闓運也通過湖南巡撫衙門，給曾國藩寄來了一封懇切的長信：
宮太保爵中堂乃當代山鬥之望，九重所倚重，萬姓所瞻依，兼之十餘年之戰功，十餘年之德政，史冊煥其勳業，而華夷憚其威望者也。且津民之性悍而鷙，倘因夷人而加辜於津之守令，必致觸怒於閭閻，其患有不可勝言也。《書》不言“顧畏民岩”乎？《傳》不雲“眾怒難犯”乎？願熟思而詳慮。國體不可虧，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圖之鞏固，華夷之畏服，臣民之歡感，在此一舉矣。昔王禹偁曰：“一國之政，萬民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謨，何以報大恩於先皇，何以輔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懲乎天下後進之人！
類似於王闓運這樣的信，一日數十封，從京師，從江寧，從武昌，從安慶，從長沙，從兩廣，從川貴源源不斷地投寄天津，猶如一支支利箭，一齊向曾國藩的心窩射來，直欲把那顆衰竭的心髒穿爛，化成肉醬。
天津城內，周家勳、張光藻、劉傑的家門口，這些天來，慰問的人絡繹不斷，憐憫之淚，不絕於麵。本來官聲平平，卻突然都成了勤政愛民的清官賢吏了。街頭巷尾，不知誰編的童謠在四處傳唱：“升平歌舞和局開，宰相登場亦快哉。知否西陲絕域路，滿天風雪逐臣來。”
曾國藩這時方才明白輕聽崇厚之言，將周家勳等人交刑部嚴議是一個絕大的錯誤。他心裏痛苦萬分，悔恨不已。他恨自己不能堅持定見，更恨崇厚事事圖悅洋人，將他推到國人唾罵、皆曰可殺的悲慘境地。奏疏已經拜發，猶如潑水不可複收，他每天夜裏默默地向神靈禱告，求太後、皇上能寬容這幾個可憐的地方官，莫讓自己的過錯造成事實，使良心稍得安寧。
誰料幾天後上諭下達，速將天津地方官押來刑部歸案，重申殺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務必嚴加審訊在押犯人，不可寬貸，但又對“訂定人數，如數執行”的提法予以駁斥：“衡情定罪，惟當以供證為憑，期無枉縱，豈能預為懸擬，強行就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