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見人民文學出版社新刊施蟄存舊作，書名《霧·鷗·流星》，除收《善女人的品行》《小珍集》外，集外幾篇小說中赫然列有《黃心大師》，我得以重溫半世紀前的舊夢。
《黃心大師》是一篇傳奇性小說，說的是南宋時一名叫惱娘的女子，遇人不淑，後又被占為妾，複淪落為妓，曆盡人生磨難，終於看破紅塵，在妙住庵落發為尼。妙住庵鑄銅鍾，八次告敗。當第九次澆鑄時，惱娘發現銅鍾施主即是前夫季商，頓悟因緣前定，從容躍進熔爐，鍾遂鑄成。人曰溫故知新，我乃溫故懷舊。當時作為一名少年，我怎麼會著魔似地喜歡這篇小說？現在回想，大概由於我入手就讀新文藝作品，從未涉獵傳奇、筆記小說，因而一接觸《黃心大師》這樣的題材，頓感新鮮奇異。尤其是惱娘投身熔爐鑄成洪鍾一節，似乎給我某種聖潔精神的感受。舍身殉道乎？大徹大悟乎？當然十幾歲孩子心中是模糊懵懂的。根據我的經驗，一般讀者醉心於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往往一拍即合，如癡如夢，若沉若溺，任憑感性馳騁，不及進行理性分析的。
再則《黃心大師》的形式也同於施蟄存描寫都市生活小說的手法，是借鑒我國傳統小說文筆來寫的。作者從一個現代人的角度，從遊庵發現一座大鍾開始，遁著鍾上剝落的字跡，追蹤尋跡，漸漸進入一個古代故事。冷僻古籍中片言隻語的有關記載，與作者繽紛的想像錯落交融，虛虛實實，真真幻幻，更為一個少年閱讀時增添淒迷神秘色彩。當時有的新文藝作品形成一種“新文藝腔”，令人生厭，讀《黃心大師》脫胎傳統的文字，卻又感妥貼清新了。
今天重讀這篇小說，我已臨近七十的老人了。半世紀來看實際人生，看小說人生，心境已趨衝淡。重溫昔日少年醉心過的文藝作品，夙願得償。至於是否找回來了當時的感受，那就兩說了。
“不求甚解”我見
陶淵明的一句話：“好讀書，不求甚解”，想不到至今還引起人們議論紛紜。我想，好讀書者，定必手不釋卷，博覽群書，而典籍浩如煙海，也隻能瀏覽而過，不求甚解了。這是一種讀書之道，名之曰泛讀。其目的是開擴眼界，增加知識，觸類旁通，以免孤陋寡聞，目光如豆，唯我獨尊。
當然，好讀書不求甚解者，也非囫圇吞棗，稀裏糊塗，字理不明；而是讀得較粗，與精讀相對而言而已。故不求甚解者，非不求解，這一“甚”字不可忽略。
還有一種情況是：作為休息，散散心，放鬆一下而隨意讀點書，盡可不求甚解，不必過於認真。一天勞動、工作下來，讀些心愛的或輕鬆的書刊，就像聽聽輕音樂一樣，煥發精神，調劑生活，是人生的一種樂趣，也是人生一種必需。這種讀書雖然貌似消閑，似乎格調不高，但是總比賭錢、清談，荒廢歲月來得好吧。從這一點來看，真可謂開卷有益了。
我對“不求甚解”，自幼年以來有過兩種經驗。其一是從不求甚解到求甚解。我在初中時代讀過《論語》《孟子》《戰國策》之類，一篇一篇地順序而讀，琅琅成誦，背得下來，可就是不甚了了，不求甚解。話又說回來了，十幾歲的娃娃，閱曆有限，要求甚解，也不很可能。到了二十多歲，再來溫習一下，就理解一點了。到了五十多歲，想不到來個“批孔”運動，我有機會在北京郊區幹校附近的書店裏買到一本《論語批注》，再讀一通，舊地重遊，溫故知新，又有進一步的理解。後來，與我年齡相仿的一位朋友談起，頗有同感。他還總結成理性認識：年幼年輕時記憶力強，背點書，記得住，哪怕是死記硬背，儲存腦際，到年齡漸長，理解力漸強，把腦子裏儲存的東西，再來反芻一下，就真正吸收消化了。我想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上海曆史學家蔡尚思在一篇文章中也談到有此經驗。隨便舉個例子，辛棄疾的《醜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試想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怎能理解其深沉涵義，非得經曆過一番人生的坎坷，才知什麼叫愁滋味——這個愁，不是少年時代幼稚可笑的強說愁。
其二是失敗的經驗。我從初中起就讀了不少五四以來的小說、散文之類，在學校時天天晚上到圖書館借書，後來又到上海青年會圖書館等處借書，可以說各種流派的作品看了不少。父親的藏書中有《新月》雜誌，我才知道有個“新月派”，進而又看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王國維的《觀堂文集》，甚至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似懂非懂，不求甚解地讀。我喜歡過廢名、沈從文的小說；朱自清、冰心的散文；後來又迷上何其芳的《畫夢錄》。可是沈從文、何其芳這些文體家的文章倒底好在什麼地方，我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就像一個漫不經心的旅遊者似的，東張西望，走馬看花，在蘇杭名勝留戀一番，又順著漓江觀賞一遍桂林山水，連照片也沒留下一張——也許當時攝影留念，可是隨隨便便一塞，不知道塞到什麼冷僻的角落裏去了。現在再想把這些作家的作品琢磨一下，還得從頭做起。所以，如果想做點學問的話，不能僅止於不求甚解，還要苦求甚解，力求甚解，正如陶潛詩雲：“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原刊一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報》）
讀書與吃飯
往往將讀書視作雅事，把吃飯看成俗務，有趣的是又往往以吃喻讀，以俗比雅。
含英咀華，詞藻盡管典雅，其實跟吃飯一樣樸實無華，無非是品味、咀嚼、消化、吸收、排泄而已。啃書本，是從啃饅頭或啃排骨假借而來的，不過聽起來卻很斯文。不少成語，如過屠門而大嚼、清淡有味、味同嚼蠟、囫圇吞棗、食而不化、狼吞虎咽等等，或褒或貶，用以形容讀和吃，都一樣通順妥帖。明代王思任的一本文集，就叫《文飯小品》，三十年代有本文學期刊也叫《文飯小品》。
在現代語言中，出現精神食糧一詞，與物質食糧相對而言，倒也劃得一清二楚。據雲，知識分子重精神生活，輕物質生活，舉熟了的例子是孔子高足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回這種精神境界是可貴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一板一眼地做起來，我歎不易。逐年逐月逐日食疏飲水（孔子語），粗茶淡飯，恐怕也會有嘴饞的時候，也許想去全聚德吃頓烤鴨，至少也會想到包頓豬肉白菜餡的餃子解解饞吧。人非聖賢，孰能不饞。
讀書也好，吃飯也好，都需要金錢和時間。兜裏裝著適量的錢，方可上街采購。急於求成，也許空手而返。倒是溜溜躂躂、東張西望，驀然回首，得我所求。溜溜躂躂雖然閑適，總感時間虛耗可惜。買到一本嶽麓書社的《辜鴻銘文集》，這個怪僻的幽靈，早就被人遺忘了。一個早期赴英留學的洋秀才，精通幾種外語，在五四前後卻是身穿長衫馬褂，腦後拖著長辮，極力宣揚國粹。讀其書，知其人。此書倒可作研究中西文化對比的一份可用資料。楊絳的《回憶兩篇》、《記錢鍾書與
》是極薄的兩本小書，淹沒在大書店的閉架上，找起來真如大海撈針。偶然在沙灘小小的都樂書店見到赫然展列，大有抬頭見喜之感。無意得書，此時心情與寒冬臘月在北京菜市購得江南冬筍的高興勁兒是一模一樣的，未能免俗，又聯係到吃了。 菜買回來，要揀、要洗、要切、要炒。烹調藝術，興到為之，不失為一種樂趣，但是天天做飯，不免感到麻煩。縱然麻煩，縱然粗茶淡飯，也得一天天做下去。書挾回家，打開就讀，輕鬆自如，一點不麻煩。書一多，收藏起來也麻煩。藏書與集郵、蒔花、養鳥一樣，是一種癖好，不一定要找麻煩而偏偏自找麻煩，同時也樂在其中。 人越吃越精，大部分人隻能是饕餮之徒，成為著書立說的美食家總屬極少數。書，照說應該越讀越通，不過也很難說，我隨著年齡增長，也讀了半世紀的書了，結果還是個饕餮之徒而已。來日苦短，老年的時間更寶貴，得抓緊時間把該讀的書好好地、細細地讀將起來。也許讀出什麼名堂來，那是額外收獲；也許讀不出什麼名堂來，反正也不會遭老師打手心了。故作是文。 （原刊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新民晚報》） 北京話的奇境 少年時代，讀過趙元任翻譯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當時英漢對照讀此書，目的是學習英語。結果南轅北轍，原文變成過眼煙雲，譯文卻一直忘不了，這本譯書引導我步入北京話的奇境。 該書是一九二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正好與我同年誕生。六十六年之後的今天，仍由商務重出新版。童心未泯，我又買一本，了卻相思之債。語言學家趙元任譯此書，是作為一種語言的試驗的。敘述部分用語體文（也即是普通話），對話部分用北京話。他在序言中寫道：“所以這個譯文也可以做一個評判語體文成敗的材料。”（這句話是需要放在文言、白話成敗之爭的曆史背景下讀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這南轅北轍的學習，倒恰恰符合趙元任譯書的初衷。 我生長在上海，喝了半輩子黃浦江的水，在定居北京之前隻會說上海話，不會因而也不敢說北京話，生怕說不好被人嘲笑——奈何又是自卑心理作崇。因而對北京話和說北京話的人，大有高山仰止之感。在這樣的情況下，讀著趙元任的譯文當然感到新鮮，印象深刻。例如書中寫道：“那老鼠皺著眉頭子卻是客客氣氣地說著，‘你說話來著？’那鸚哥連忙賴道，‘沒有，我沒有！’”這一小段文字，現在讀來平常得很，可是對一個從未離開上海一步的五十年前的少年來說，卻感到很不平常。“你說話來著？”上海人決不會這樣說，即使普通話也無非是：“你說話了嗎？”語味顯然不同。 後來慢慢發現，學點北京話對寫作——尤其對寫小說大有好處。《紅樓夢》不用再說了，《兒女英雄傳》盡管評論家對它主題有所非議，但還得承認它的北京話寫得漂亮。張愛玲寫上海、寫香港，但是她的言語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的。陸文夫的小說蘇州味十足，其語言卻是普通話。道理很簡單，以北方話為基礎的普通話，是海內外通行的漢語，炎黃子孫都看得懂。方言在流通地區自有其魅力，而且是難以替代的，但終究行之不遠。反映上海市民生活的小說，適當用點上海話，的確傳神入木，但這隻是表現手段之一，倘其它手段可以烘托地方色彩，不僅是方言局限性的遺憾而已。而且方言用得過分，難免有賣弄之感，如再加上一條一條的注釋，像學術論文似地慎重其事，讀者會看得不耐煩的。希望不是因為我長居北京，而有此偏見吧。 用北京話來寫散文，早期有朱自清的《你我》，這也是我少年時代讀過而忘不了的一本書。其中《給亡婦》《擇偶記》都以平平常常的口語寫來，或抒情，或敘事，卻感人心肺，淡而有味，其功力不下《背影》《荷塘月色》，可是不常為人道及，未免有點落寞之感。 執筆此文時，想到落戶北京，能夠就地沉浸於北京話的奇境，就這一點來講，也許不虛北遷。 （原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話的奇境》） 我的孔夫子 “文革”後期，我尚滯留在幹校。幹校管理日見鬆散，初冬某日我去縣城散散心。小小縣城，一片冷落，無甚可觀。見到新華書店，習慣地走了進去，一抬頭見書架上有一本新出版的《批注》（北京大學哲學係一九七○級工農兵學員編注）。好容易見到一本新書，又屬內部發行，欣然若有所得，立即買下。在這特殊境遇下，借此可以當眾子曰子曰讀將起來，雖說不上溫故而知新，至少猶可換換口味，調劑一下蕭索的生活。 這部《論語》版本罕見，珍藏至今。日前整理書櫃，翻出此書，不禁勾起我一些零星回憶。 我是在一九二九年上的小學。父親帶領我走進學堂，新式學校照樣叩拜孔子畫像。經此叩拜，孔夫子就成了我終身之師。這位老師迥非一般老師，他是神，他是聖。每當我隨意糟蹋課本、不敬惜字紙、乃至捧本小說如廁等等，我母親就會半嗔半笑地說：“孔夫子都逃走了……”她認為此等行徑全屬褻瀆神聖。在天之靈的孔夫子，在冥冥之中監督和主宰我的一生學業；稍有不敬，夫子一生氣，甩下一句：“孺子不可教也”，從此就棄置不顧了。 初中考入光華附中，語文教程中有《論語》《孟子》兩門，學校規定各學一學年。我在王蘧常先生等名師教導下，讀了半部《論語》和半部《孟子》，迄今尚能默誦一二。 課餘我常去學校圖書館，以後又去青年會圖書館、工部局圖書館借書，一本接著一本地吞咽下“五四”以來的各類著作，一腦門子充滿了新文化、新文學、新思潮。我生於“五四”運動後三年，可以說是經過“五四”精神洗禮的。在響亮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震撼下，孔夫子的神聖偶像土崩瓦解、一落千丈。在《子見南子》戲劇裏，林語堂筆下的孔夫子，麵對洋派十足的南子夫人，真叫“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一副尷尬相畢露，令人發笑。原來跟孔聖人開個玩笑，幽默一下，也無傷大雅。 孔夫子洋名為Confucius。這個洋名並非姓名拚音，近似孔夫子三字諧音，卻地道拉丁化，典雅古樸，別具一格。抗戰前後我看美國原版電影，不時聽到“孔夫子說……”的對白，貌似引經據典，其實亦莊亦諧，正誤莫辨。其時，紐約專欄文章，不時推出似是而非的中國諺言，即標以“孔夫子說”。孔夫子在美國著實摩登一陣子。旅居美國達七十年的喬誌高先生所著《美語錄》第一輯中，專有一篇題為《孔夫子說》的文章，詳述此事，讀來頗有趣。 孔夫子談學習、談處世、談交友、談詩、談音樂、談飲食，不時來點幽默、自嘲之類，他總在我們中間。不過有時擦肩而過，人們無暇顧及罷了。追星族未必會經心，青春偶像蘇有朋的名字，源於“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任賢齊的名字源於“見賢思齊”，出典都在《論語》。孔聖人與“酷”少年、傳統與現代、古與今、中與西，殊途異趣，碰撞消長，同時又交織連通，源遠流長，實在耐人尋味。我等常常脫口而出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以人廢言”，“言而有信”，“三思而後行”，“知之為知之”等等，往往漠視或忘懷它們都是“子曰”。即使在“橫掃一切”的“文革”期間，孔老二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句氣勢磅礴的語句，照樣頻頻出現在大批判的文章裏。這怎麼說呢！ （原刊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新民晚報》） 紅綠二題 （一） 有一種紫紅色的扁豆，下鍋一炒就變成綠色了。碧綠碧綠的毛豆用水一焯，潷出來的水是粉紅色的。莧菜紅綠相間，炒熟之後，出的湯像鮮血一樣通紅通紅。粉紅色的荷花，細看花瓣末梢呈淡淡的一層綠色。有紅男綠女之說，也有紅粉佳人、慘綠少年之稱。賈寶玉的住處兼植芭蕉和海棠，暗蓄紅綠二字，元春娘娘改題匾額為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紅中有綠，綠中有紅，紅綠兼備，紅綠更替。引伸而言，人生道路上的盛衰、榮辱、得失、真假、聚散、苦樂等等，都像紅綠兩色一樣相異相對，而又相互關聯、相互嬗變。這本來是平常的人生哲理。不過，要真正認識它卻非容易。我活了七十七歲，今日始知扁豆有紅色的，下鍋會變綠的。 （二） 李清照一首《如夢令》中，有一名語“綠肥紅瘦”。描寫的是，“昨夜雨疏風驟”，翌晨主人關心著她小院中的海棠，問正在卷簾子的人，卷簾子的淡然答道：“海棠依舊。”主人卻嘀嘀咕咕：“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這裏紅暗指花，綠暗指葉。經過一夜疏雨驟風，海棠葉因疏雨澆淋而格外肥腴，而嬌弱的紅花卻因驟風吹打而零落了。前人評論此語甚新，與李清照的“寵柳嬌花”有異曲同工之妙，通俗而非凡，雕琢而無痕，人工天巧，可謂絕唱。 清代龔自珍《己亥雜詩》二五一首中有“紅似相思綠似愁”一語，這裏紅綠的手法已不同於宋代的“綠肥紅瘦”了。紅綠在此語中是象征，紅色象征相思，綠色象征憂愁。用色彩來象征某種感情，好像用音符來描摩內心世界一樣，是隻能意會，難以言傳的。如果勉強解釋，此語上聯是“盤堆霜實擘庭榴”，掰開石榴，露出朱實，由朱實聯想到紅豆，由紅豆再聯想到“此物最相思”的唐詩。可是綠又怎麼解釋象征愁呢？即使可以引經據典來解釋，我想也沒有必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了。到了本世紀三十年代，戴望舒的新詩《雨巷》中，出現“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的句子，又一步一步地進入現代社會了。 （原刊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新民晚報》） 旗袍滄桑記 穿衣本是為了禦寒，美觀，或者加上擺闊，文明——亞當、夏娃據說原是赤身裸體的，別無其它深意。但是，往往有強烈的時代感，同當時的思想潮流聯係起來。 試以旗袍而論。 清朝時，婦女是穿褲襖的，出門作客，紅白喜事要套上一條裙子。所謂“三綹梳頭，兩截穿衣”就含有輕視婦女的意思，也是男女不平等的一種表現。《紅樓夢》第四十九回中，史湘雲穿了一身男裝，人說：“偏他隻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一些。”大觀園裏的千金小姐，侯門似海，偶一為之，不失為閨中風趣。一般婦女可不行，那是有損婦德婦容，純屬胡作非為了。彈詞小說《雙珠鳳》《筆生花》等，描寫閨閣小姐才華蓋世，女扮男裝，晉京趕考，金榜題名之類，頗有點浪漫主義的色彩，反映了婦女不甘示弱的思想，但當時僅僅是幻想而已。“五四”時期，從西方請來了一位“德先生”（民主），一位“賽先生”（科學），倡導男女平等，婦女解放蔚然成風。大概是民初，當時的進步女性起來打破“兩截穿衣”的封建傳統，來個“一截穿衣”的革命——穿起旗袍來了。旗袍者也，顧名思義是清朝旗人的服式。此舉表麵看來似乎違背國民革命精神，其實隻是取其男女平等之意，不必膠柱鼓瑟，深究來源。這大概也是一種“拿來主義”吧？這時還發明一種旗袍背心，即無袖的旗袍，套在喇叭袖的短衫外麵，別具一格。這種款式早已被人遺忘了，幸虧在電影《早春二月》中還可以溫故而知新。那時的旗袍是肥肥大大的，像男人的長衫差不多，所以北方老太太迄今還叫它“大褂”。 歐風美雨不斷打來，“洋務”“國粹”各執一詞，“中學”“西學”論戰不休之際，旗袍總的趨勢是越來越洋，越來越崇尚曲線美。但中間也一度穿插一點古色古香，正像洋樓裏來一堂古雅的紅木家具一樣，這是當時的風尚。三十年代初，露出雪白胳膊的長旗袍，曲線畢露，這在茅盾的《子夜》出現過。整天捧著《太上感應篇》的吳老太爺看來香豔肉感，離經叛道，有傷風化。以後，一雙袖子又翩翩歸來，還在滾邊、鈕扣上麵大興複古之風，什麼線香滾，韭菜邊，繡花邊，大雲頭，蟠花扣子，精雕細琢，不惜工本，這與當時社會上複古浮華的風氣不是無關的。物極必反，老古董翻完了，又轉到另一方向。繁瑣的裝飾索興統統取消，連鈕扣也不要，代之以暗扣。上麵再套上一件西式茄克，倒是比較徹底的現代化——但不是全盤西化，因為旗袍到底還是旗袍。四十年代後期，一度時行墊肩，雙肩高聳，兩峰對峙，大有裘盛戎的花臉架式。這不能不說是盲目摹仿西洋，真是“月亮也是外國的圓”。但是此風不長，隻是曇花一現，這也反證外來形式必須批判接受，才能為我所用。 （原刊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香港《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