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的守望與歌哭
飛天論壇
作者：汪楊
1947年，費孝通在《鄉土中國》的開篇中提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一關於中國社會結構的經典論斷準確地指出了中國社會的異質性。鄉土社會以土地為根本，原本是在地方性的限製下形成的社會結構，而相應的鄉土社會生活也因依賴於各地風土人情，從而形成了有地域性甄別特征的文化。然而隨著當前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與深入，原本生於斯、死於斯的鄉土社會也日漸趨同化，農村人口向城市或非出生地地域的流動也隨之常態化，以往終老是鄉的鄉土生活正在逐漸消失，“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穩態型鄉土結構也一步步被打破，“回不去的故鄉”成為了一代人共同的情感記憶。
麵對鄉土社會以及相應文化結構的重大變動，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非常漫長自然農業曆史、中國農民至今還占著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度而言，如何去整理和回顧以往的鄉土文化，如何對現時的鄉村深悉知情，如何去探求鄉土文化在未來中國文化建設中的方向，這些命題顯得尤其重要，同時也是新世紀鄉土作家不容回避的文學主題。
作家陳斌先也正是這一鄉土結構變化的感受者。麵對著來自時代的文學命題，自1986年創作始，陳斌先一直堅持講述鄉村生活、農民的辛苦與卑微、鄉間生活的低矮與瑣碎、農村基層幹部的擔當與掙紮。陳斌先執著地為讀者勾勒和繪製著“這群鄉下人”的日常生活與精神狀態。在《吹不響的哨子》（安徽文藝出版社，2012年5月版）中，他所描寫的鄉土世界，地域性特色顯然已不再是小說敘事的重點。那麼，陳斌先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在構建自己的鄉土記憶呢？
鄉村結構的記錄者
對鄉土人物以及生活空間的描摹與關注一直是陳斌先小說寫作的重點。這部小說集共有九篇小說，除了目錄裏的八個中篇外，作者所寫序言的前半部分可以看成是一篇短篇小說，這九篇作品共同敘寫了不同生存狀態下的“鄉下人”，作者在描摹與勾勒這些人物時，並沒有強調他們的個體性，而是用這些人物去展示現實鄉土社會中不同類型人物的生活態度。作者用豐富細微的文學想象，既為讀者呈現了鄉土世界的歡笑與哀愁，幫助讀者走近和了解鄉村群體，又提煉和概括出了這類群體背後隱藏的社會與文化因素，從而進一步拓展了鄉土人物這一傳統文學母題的言說空間。
在這部小說集裏，陳斌先所關注的是變動中的鄉村結構，他通過對鄉村老中青三代以及鄉村基層幹部不同生活狀態的敘寫，為讀者展示了“真實”的鄉村生活：《吹不響的哨子》講述的是集體經濟時代農村老隊長黃癟子的善與拗，在時代的更迭下，他依然固守以往的人生理念，麵對土地流轉的國家新政策，他的不理解、痛苦、困惑、頑固與偏執，都顯示出了老一輩鄉土人物在社會變化麵前的種種不適應，他們的鄉土身份雖沒有改變，但固有的鄉村文化記憶已被迫接受社會新思潮的洗禮，黃癟子其實是這類因時代轉變而形成的“鄉土遺民”的代表。《天狗》中的主人公也同樣麵臨著黃癟子一般的精神失衡，村莊被礦井開發了，原本寧靜單一的村落，變成了工業與農業交相生存的場地，生活方式、理念的變更帶來了人情與人性的衝突，天狗所代表的是現時鄉村社會的中年這一群體，也是為數不多的依然固守鄉村的“中流砥柱”，由於具備與鄉土風俗相關的謀生記憶，天狗並沒有選擇外出打工，即便未出鄉村，他依然必須麵對鄉村生活的變化，他雖沒有黃癟子般固執保守的舊理念，但他在社會變化以及兩種文化形態麵前，也同樣茫然不知所措，物質上雖然比原來單憑靠天吃飯的農業勞作越來越紅火，但在精神上，他始終有一種喘不過氣的挫敗感，最終隻能用蠻橫與對抗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以此找尋自己原本熟悉的鄉村世界；《秀秀這個娃呀》書寫的重點則放在鄉村年輕一代的身上。秀秀、小六子都是從農村出來打工的年輕人，鄉村社會的這些年輕的一代已不願意留在鄉土，“中國鄉村的衰落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傳統意味的故鄉漸行漸遠。今日之農村是‘部隊’的居住地：‘38’以‘三八’節代指留守婦女，‘61’以“六一’節代指留守兒童，‘99’以九九重陽節代指農村老人。他們留守中國鄉村，構成農業生產的主力軍。”[1]如果說傳統的鄉村已經不能承載年輕人的夢想，那麼農村的出路在哪裏？中國農業的未來又會在何方？《鄉村大客戶》則是以鄉鎮幹部的目光去綜合觀察社會轉型期裏農村生活和社會矛盾焦點的變化，作者在這部小說裏以“跳出來”的姿態，審視了鄉土人物在利益麵前的掙紮，既描寫了鄉土社會中的留守人群，也講述了各種原因的“歸來者”，以及現有鄉土秩序維護者的艱難和困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