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美國休斯頓一位現年57歲的Uber司機因為強奸醉酒女乘客而被捕。經調查，這位司機14年前曾因販毒入獄，這在當地出租車規範條例中是被明令禁止的。即使Uber的發言人表示，此人通過了公司所有的背景考察。但“回溯7年以內的有罪判決”仍使得有些犯罪分子有機可乘。
而在《洛杉磯時報》看來，Uber的使用還可能引發交通安全問題。記者用2013年發生在舊金山的一起車禍進行佐證，在這起一死兩傷的事故發生時，肇事司機正開著Uber準備接單，“因此造成了精神的不集中”。而在印度，任意一名Uber司機隻需要2個小時的短暫上崗培訓就可上路拉客。
至於Uber“高峰期附加收費”的罪名更是由來已久。在2013年12月紐約遭受特大暴風雪襲擊時，Uber司機坐地起價，打車價格是普通時間的7倍；在澳大利亞人質危機時，叫車價格先後上漲了3次。漂浮不定的價格和毫無規律可循的漲價機製，意味著您上車前可要做好“被宰”的心理準備啊。
作為2014年度“最倒黴的成功創業者”，卡蘭尼克根被貼上“好戰分子”的標簽。
攪動全局的Uber
雖然沸點過後是世界各地相繼澆下的冰水，但貼有“好戰分子”標簽的卡蘭尼克根本不買賬。作為2014年度“最倒黴的成功創業者”，演講、宣傳、采訪甚至是社交網站上，都能聽到、看到他“冷嘲熱諷”的言論。既針對傳統出租車行業，比如他斷言“2035年後無人駕駛汽車會淘汰司機這一職業”；也針對當地政府和監管部門，他表示自己從來不缺敵人，並誓要“將油門踩到底”。
接受GQ時，他毫不避諱外界對於“Uber帶有性別歧視”話題的討論，卡蘭尼克笑著表示Uber的成功吸睛得益於女性，“整個公司簡直就是‘波霸’”。
當Uber“高峰漲價”被批評時，他沒有一點兒改正之意，“人們希望供應能夠完全滿足需求，那就得用價格來平衡。要麼加大供應，要麼減少供應，相應是從係統中獲得更多需求，要麼減少需求，這就是經濟學的基本規則。”
在美國一些城市，受到監管的Uber會向用戶寫電郵，希望他們聯合起來為Uber“喊冤”。有媒體表示，芝加哥禁令之所以無疾而終，就是因為市長的郵箱被抗議郵件擠爆了。另外，它還雇傭了至少160人的遊說團隊和資深政治顧問，試圖影響各地的法律條例製定者。
麵對歐洲出租車司機和政府的大反彈，Uber拿起法律武器開始了反擊。就在今年3月，法國辦公室被警方突襲後，Uber反駁認為“禁令隻是為了保護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利益”，並且反咬一口稱“該禁令所依據的新法案違反了法國憲法”。至此訴訟開始升級，甚至一路打到法國最高法律機構——憲法委員會。
前不久，Uber還向歐盟投訴了包括法國、德國和西班牙在內的一些歐盟國家的“全麵圍剿”行為。
而在管製相對寬鬆的英國，卡蘭尼克的對策是宣布當地Uber打車免費，市民們紛紛下載APP，宣傳效應比花重金上版麵頭條還要好。
還有媒體報道稱，Uber在歐洲的一些市場會向遭到罰款的司機提供補償金，這就間接彌補了司機的損失。與此同時，它還會偷偷組織培訓，教這些司機如何躲過便衣警察，不過以上兩個傳聞都沒有得到Uber的肯定回答。
在韓國被禁後，卡蘭尼克嘲諷說：“韓國政府的做法表示他們還生活在過去，被‘分享經濟’理念拋到了腦後。”在泰國、新加坡、台灣等亞洲城市被叫停後，Uber多以非暴力的形式繼續運營。
當然，不屈的Uber也有配合的時候。在被德國政府下了“封殺令”並需要繳納罰款時，Uber乖乖表示今夏將在德國推出全新的打車服務，到時候司機將會持合法運營執照上路。
樹敵無數的卡蘭尼克逐漸認識到修正公司“咄咄逼人”形象的必要性，這位CEO在其博客中坦言，成長的陣痛伴隨快速擴張而來，Uber需要作出改變。他說“如果我們參與政治競選，Uber作為候選人，這可能會讓我們更早意識到形象的重要性”，為此，他特別邀請了當年奧巴馬競選時的幕後公關功臣為品牌打理公關業務。而麵對現在所遭受的一切，卡蘭尼克表示，自己不會停止，“直到Uber拿下全球每一座城市”。
《紐約客》指出，如果以去年的形勢作參考，2015年的監管和法律障礙仍不足以扭轉整體趨勢。因此，如何讓傳統法律在飛速擴張的全球商業經濟活動麵前不至於太out，如何更好地監管使之較好地貼合現代社會，才是在這個變革分享年代我們應該思考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