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經曆了國破家亡的慘痛，有人追憶故國，也有人做深沉的思考，透過曆史的迷霧，去認知國破家亡的緣由，甚至更深入地統觀曆代，探討為國為君之根本。鄧牧，字牧心，號大滌隱人，於宋亡後，不仕於元朝，而與具有反抗民族壓迫思想的謝翱等人來往。鄧牧有《君道》，探討為君之道，認為帝王“竭天下之財以自奉”，“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為了鎮壓反抗，“甲兵弧矢”以“固位而養尊”，乃最大的剝削者和壓迫者。帝王們“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勢必引起反抗，因而也就無法長治久安。因而指出，應該以堯舜勤奮為民、為天下做榜樣，如果像秦始皇那樣行暴政，無怪乎有人起而與之爭天下——“欲為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為君；欲為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而且，鄧牧還指出：“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顯然，這種意見，乃針對南宋小朝廷之昏庸腐朽自取滅亡，同時也是對蒙元統治者所實行的殘暴壓迫的反抗。明末清初之黃宗羲作《原君》，應該是受了鄧牧這篇文章的啟發和影響。
鄧牧尚有《吏道》一文，探討任用官吏的道理。文章說：“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為佐，為史，為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給吏下定義，和帝王共同治理天下者，皆為吏，而吏的範圍包括朝廷官員、刺史縣令及其屬員。鄧牧認為，上古之時，“君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為員不多”，因此選官“擇才且賢者”，而才且賢者又不屑為吏，因此那些有才能且賢良者不得已，出仕為吏，“而天下陰受其賜”。後世則不然，“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製不得不詳，然後小大之吏布於天下”，擔心天下混亂，因此，嚴厲防衛、禁製百姓，遂使大大小小的官吏遍布於天下，對百姓的征求越廣，則對百姓的侵害越深，才且賢者越不肯出仕作吏，而天下越不可為。文章還深入分析了這一現象：
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並緣為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遊手往往入於其間，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為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摟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奸，使與虎豹蛇虺均為民害邪！
大大小小的官吏，皆須依靠百姓的奉養，而那些不肖之徒往往混入官吏，更是殘民害物，猶如率虎狼而放牧豬羊，豈能希望豬羊繁衍？在鄧牧看來，官吏名義上是“理民”，實際上是害民，奪民之食，竭民之力，無異於虎豹蛇虺；而官逼民反，乃官吏奪民之食，竭民之力，使百姓走投無路，不得不起而反抗。現在的官吏不能自食其力，“以日夜竊人貨殖，摟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且有所避忌，並不敢白晝橫行；而官吏則不然，無所避忌，白晝公然橫行肆虐，“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顯然，在鄧牧看來，官吏乃殘民害物之大禍害。這樣的見解，對封建社會的批判，在當時有積極的意義。為改變這一狀況，文章主張應該“得才且賢者用之”，倘若仍然達不到治理的目標，則“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不猶愈乎？”其批判的鋒芒直指官吏製度本身，主張取消官吏，實行百姓自治。此文針對南宋君臣湖山遊宴，綱紀頹敗，以至於亡國；蒙元統治者之政治高壓、殘民害物，有激而言，直指官吏製度本身，有其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