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傷仲永》一文中，方仲永的結局隻有一句話：“泯然眾人矣！”仔細體味此語，意味豐富，說話人的口氣是漠然且無所謂的，這個說話的人說不定也曾經是一個驚異的“邑人”，而這樣一句帶有些許輕蔑的話，在王安石聽來則是有些震動的，惋惜、失落之後，自然是更深的傷感。聽到“泯然眾人矣”這句話時，王安石23歲，這時候的王安石已經在淮南判官任上，他請假回鄉探親，到家住金溪的舅舅家，自然又要問問那個曾經的神童，卻聽到這樣一句漠然的回答。這時的方仲永，年齡也在23歲左右，他已經從一個一邑稱讚的神童悄無聲息地變成一個凡人。那種從冷落中走進繁華的歡樂是每個人都向往的，但從繁華跌入冷落，其中的傷感與不甘恐怕不是誰能輕易接受的。在文章之外，我們無法得知方仲永的人生經曆，他無法依靠自己的才華進入史冊，而是以這樣一種寥落的方式讓人們記住了他。
好學深思的王安石並不是僅僅聽到這個故事而已，而是敏銳地認識到了對“天才”方仲永的戕害者是誰。這個“小時了了”的天才，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已經徹底淪落成一個凡俗之人，其緣由何在？文章說：
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邪？
方仲永的天賦很高，“通悟”，一點即通，而“受之人”（後天的學習）倘能強化，將遠遠超過“材人”（聰明人）了；而最終成為“眾人”（普通人），乃其後天的學習沒有跟上。天賦高者，不加強後天的努力學習，則將為“眾人”；而天賦不高者，倘若不加強後天的學習，能夠成為“眾人”嗎？王安石的問題很尖銳，直指每一個人。很明確，讀書與教育決定了人的發展。方仲永的聰明穎悟是“受之天”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天賦，即孔子所謂的“生而知之者”。事實上，即便聖人如孔子，也都在天才與勤奮之間誠懇地選擇了勤奮，選擇了後天積極地學習和積累。《論語·公冶長》中記錄了孔子的一段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凡俗之人看孔子，看到的是他外在的光環，他秉持的仁、義、忠、信的思想，但孔子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隻有十戶人家的小村子裏，都會有比他更講求忠信的人，他雖然宣傳這些思想，卻不敢以此為依傍。他自信的是自己的勤奮好學，“不如丘之好學”是一句有些矜持的自許之語。在孔子看來，是“韋編三絕”的勁頭造就了他，他的成功與所謂的“生而知之”無關。
王安石顯然是明白其中道理的，他也在積極踐行讀書、修身的自我教育的觀點。在《答曾子固書》一文中，他談到自己的讀書範圍：“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這是他踐行的讀書閱世的聖人之道。在《傷仲永》一文中，他更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暗伏的問題。聰明穎悟如方仲永者，如果不接受良好的後天教育，都會變成“眾人”，而作為“眾人”之一的我們，如果沒有更加熱切的讀書閱世的熱情和決心，就隻能在庸庸碌碌中終此一生了。
這篇文章，行文幹淨簡潔，毫無枝蔓，顯得遒勁深刻。王安石寫作此文時，年僅23歲，而文筆簡練老到，幾乎要超越年齡的限製。劉熙載在論及王安石文的時候，談道：“介甫文之得於昌黎，在務去陳言。”陳言盡去之後，文章層層推進，把提問和傷感從方仲永身上延展開來，提升到“眾人”的層麵，追問“眾人”如果不接受教育，不後天努力，是否還能有安身立命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