頃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複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狥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嚐聞此語。
顯然，夷陵之貶，客觀上給歐陽修提供了深入社會下層的機遇。歐陽修為文，主張明道、行道，說“我所謂文，必與道具”，就是說，文與道是相輔相成、不可分離的。在《與張秀才第二書》中，批評明道“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主張：
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為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
在歐陽修看來，道乃切於事實，關乎民生社稷，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體現，並非高遠玄虛之說。因而，歐陽修從實際出發，不尚空談，不重玄理，文章指事造實，自然平易。
慶曆四年（1044），歐陽修為諫官，與宰相範仲淹、富弼、韓琦相厚善，而歐陽修論事，本著公忠體國的思想，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跡嫌疑為避諱，這幾位政治、文壇的要人，遂被視為朋黨。此事也是景祐年間貶逐範仲淹、歐陽修事件的繼續，為此，歐陽修作《朋黨論》，闡明對朋黨的認識，指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是有著根本的區別。文章開篇，首先提出朋黨之說，並加以辨析：“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關鍵在於皇帝能夠辨別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區別，文章遂剖析這一區別：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小人之朋黨，乃為私利之暫時結合，往往“利盡而交疏”，則互相侵害；而君子之朋黨，乃共守道義，行忠信，愛名節，始終如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能同心共濟。因而，皇帝“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就可以達到天下大治。並從曆史上來論析，曆來帝王，凡用君子之真朋者，皆能長治久安，天下大治；凡禁絕君子之真朋者，無不亡國，“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並列舉了曆史上幾次著名的禁絕朋黨之事件：
後漢桓靈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桓靈；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
善用君子之朋者，國家興盛；凡禁絕朋黨者，皆國滅身死，兩相對照，其意自明。因此，文章之結論曰：“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文章勸誡當朝皇帝，列舉史實，針砭時弊，痛快淋漓而無所顧忌。這篇文章，文法謹嚴，語言平易，前段明辨君子小人之朋，後段又以興亡治亂，反複推說，以其忠誠剛正之意，開悟仁宗，明辨君子、小人之區別，任用君子之朋而經世濟民，以期長治久安。
歐陽修為人平易隨和，不爭名利，謙退謹慎，愛才若渴，但很有操守，正道直行，絕不曲意逢迎而改變自己的人生宗旨，正直敢言，勇於任事，注重在日常生活、事務中推行儒家之道，又能夠超然於世俗之外，晚年所作的《六一居士傳》頗能代表其思想境界：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予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誌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眾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瘁，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誌也。”
歐陽修品性高潔，為人平實，其文章雖憤激，行文卻極其含蓄，自然平易。其從容不迫，體現出為人修養之成熟，也體現出為文藝術的成熟。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說歐陽修的文章：“紆餘委備，往複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間易，無艱難勞苦之態。”切中肯綮，點明了歐陽修文章的根本。歐陽修對文章，一直持有嚴肅認真的態度，認真寫作、修改，一絲不苟，以求嚴謹暢達。晚年修訂文章，用思其苦，其夫人勸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歐陽修笑著說：“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