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若訥在形勢明朗之後，見風使舵，由其前之不言，轉而公開詆毀範仲淹之為人，並非就事論事，明辨是非，而是進行人身之攻擊。範仲淹“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高若訥自然也是了解範仲淹的，不能為之辯護，卻落井下石，攻擊範仲淹，借以表示諫官之“盡職責”。歐陽修以“疑是戲言”“其疑遂決”“是可怪也”，表達了對高若訥拙劣行為的鄙視，並進而剖析高若訥內心深處之卑劣：
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文章於此後退一步，認為人之本性有剛果懦軟，倘若高若訥是懦軟之人，顧惜自己的利益，隻是“庸人之常情”，乃“不才諫官”，尚可憐憫。可是，高若訥並非如此，而是見風使舵，阿諛逢迎，又對範仲淹落井下石，殘酷打擊，以其才智掩飾惡劣的行為，此乃“君子之賊”也，更為可惡可鄙！直是憤怒和痛罵，卻又表現得如此委婉曲折。於此，文章又進而從另一層麵來論述：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製，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
歐陽修於此運用其清楚有力的邏輯思辨，深刻地剖析。如果說範仲淹果真不賢，但三四年來，位尊權重，備皇帝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品性、才能超群，事實曆曆具在，足可證明範仲淹實為不可多得的賢人。並且，歐陽修於此設一個二難推理：如果範仲淹不賢，身為諫官的高若訥並未能盡職盡責勸諫，使皇帝驟用不賢之人，乃失職；如果範仲淹賢能，賢人遭貶謫，高若訥理應盡職盡責勸諫，“不得不言”，使皇帝不能貶謫賢能。而今高若訥不能勸諫，卻惡意攻擊範仲淹，其無操守、見風使舵的小人行徑和小人本性，暴露無遺了。倘若欲作一個惜官保位之人，身為司諫而保持沉默，僅僅承擔沉默不言的罪責罷了。文章還以漢代蕭望之和王章的事例來論證，高若訥號稱有學問，而“有學問者，必能明辨是非”，應該是很清楚這一曆史事件及其是非曲直的，因而歐陽修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況今之人未可欺也。”批判的矛頭直指高若訥，而且明確指出曆史不可欺，今之人亦不可欺，歐陽修之肝膽俱張，風神畢現。
文章指出，當今皇帝進用諫臣，容納言論，正是大有為之時：
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禦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麵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延羞者，足下也。
高若訥身在諫職，當言而不言，屍位素餐，卻昂然自得，出入朝中稱諫官，歐陽修直斥其“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且書在史冊，使朝廷蒙羞。斥罵高若訥，痛快淋漓，但也給高若訥留有餘地：“《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之所以如此，乃以賢者來期許高若訥，期望高氏能夠為範仲淹事件而出麵諫諍；又表現出勇敢決絕的精神：
若猶以為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
一方麵，重視高若訥，以賢者來期許、勸勉，希望高氏能夠盡快覺悟；另一方麵，又極為藐視高若訥，對其提出公然的挑戰，倘若高氏認為範仲淹不賢，而歐陽修自己救助之，乃是朋邪之人，將此書信告之朝廷，將範仲淹、歐陽修一同貶逐，也算高氏發揮了諫官的作用。文章最後則說：“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頗為平易和暢，從容不迫，體現出歐陽修那種膽氣浩然、勇往直前的內在精神力量，以及閑雅從容的氣度。
這是一篇辛辣而又嚴正的政論文，激於義憤而作，理直氣盛，卻具有作者所獨有的從容不迫、紆徐婉轉、曲折曉暢的風格。可以看出，作者對高若訥的觀感是在不斷變化著的：由最初對於高的忽視，而發展為輕視，又反過來變成重視，終於完全加以鄙視。從作者的內心感受的抒寫中，這個“全軀保妻子之臣”的可鄙而又可憐的形象，終於明晰地浮現在讀者眼前。此後，又進一步正麵地提出了這種看風使舵的作風對於國家的危害性。一方麵毫不留情地痛斥他“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一方麵又留有餘地，希望他能夠及早回頭；在對他進行勸誡的同時，又對他進行公然的挑戰。這說明歐陽修在寫這封信時，感情是很複雜的，作者所注重的是國家的利益，而非個人意氣。這封信不僅鮮明地表現了一位作家的藝術風格，更表現了一位政治家的政治風節。此書理直氣壯，文辭雖婉轉而極犀利，代表了歐陽修早期文章風格的一麵。此文膽氣浩然，可以折衝萬裏。高若訥還是將此書信上奏宋仁宗，歐陽修被貶為夷陵縣令。
此一事件，在當時影響甚大。為此，蔡襄撰寫了《四賢一不肖詩》，傳誦一時。所歌詠者四賢乃範仲淹、餘靖、尹洙、歐陽修，所批評者一不肖為高若訥。四賢為朝中鸞鶴，昂昂孤立，馳騁古今無所遺，乃不世出之國家棟梁，卻不幸遭受貶謫。而高若訥職在諫司，胸無天地中和誠明之氣，不能盡其諫諍之職責，反而落井下石，“袖書乞憐天子傍”，“司諫不能自引咎，複將己過揚當時。四公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朝家若有觀風使，此語請與風人詩。”極為形象地刻畫了高若訥卑瑣的靈魂。
貶官夷陵，對歐陽修來說，未必是不幸。離開朝廷，來到偏僻的夷陵，歐陽修接觸大量的具體事務，接近社會下層百姓，了解民風民情、社會狀況，能夠“周達民事，兼知宦情”，使其具有了務實求真的精神。歐陽修後來在《與焦殿丞書》中說：“某嚐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為益。”而且，《容齋隨筆》卷四引張芸叟與石司理書，記載了歐陽修貶官夷陵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