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
即閱讀文章，要從六個方麵考察：一要看文章通篇之體製安排，是否符合基本的文體規範；二要看辭采的運用；三要看對前人作品的繼承和創新；四要看作品風貌是奇是正，即作品風貌是沿襲傳統還是有新變出奇；五要看文章的內容、成語和事類的運用；六要看文章語言的聲韻是否諧暢自然。如果能夠從這六個方麵全麵考察，那麼文章的優劣也就顯露出來了。因為作家創作文章之時，內心感情有所激動然後發而為文辭，而文章的讀者則須由閱讀文辭，進而了解作者的情誌、思想。因此，沿著外在的形式風貌而探究內在的情誌，即使是幽深的思想內容也一定能夠顯露出來。
漢語言有其獨特性，文字乃形音義之集合體，一方麵能夠形成駢儷之偶對之美，另一方麵，文章則有形文、聲文、情文之美。
所謂形文，指語言文字的褒貶、情感色彩，也包括語句中字形的繁簡之相間、同一偏旁字的避免過多重複，使之錯落有致，間隔有度。在《文心雕龍·練字》中，劉勰提出了一條原則：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
詭異，指字體奇特怪異，如曹攄詩：“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呶。”呶，讀xiōng náo，即喧嘩。詩的意思是說難道是不願意參加此次遊玩嗎？隻是我狹小的內心討厭那喧鬧聲。用“呶”兩個怪異的字，就妨礙了對詩句的理解。更有甚者，用了許多怪異偏僻字，使人無法讀解。聯邊，是指偏旁相同的字連用。如果實在不能避免，則最多聯邊字用三個。重出，就是同一個字重複出現，這樣便於語言的諧暢自然，如果兩個字都是必要的，則寧可重複。單複，就是字形筆畫的多和少。筆畫少的字組成句子，就顯得稀疏而字行不美觀；筆畫多的字堆積成文，則顯得暗淡而全篇無光。善於斟酌用字的，交錯搭配筆畫簡單和複雜的字，就能夠做到錯落有致、連貫如珠了。這四條原則，不一定每篇都有，但作為寫作應該掌握的基本要求，是應該注意的，這樣則易於形成語言文字的錯落有致，易於獲得審美的享受。
聲文是指文字的聲韻諧暢。文章的聲律，乃本於人的語言聲音有高下疾徐之不同，自然而然形成。因此可知，樂器是模仿人的發聲，並非人的發聲在仿效樂器的發音；而語言是文章表達情誌的關鍵，發出聲音合乎音律，靠的隻是唇吻而已。文章聲律應該注意四聲（平上去入）之交替和諧，如果聲律不協調，讀起來不順口，就好似作者患有口吃的毛病。劉勰提出了一個聲律和諧的原則：“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即不同聲調需要相互配合交替，同韻字則需要在不同的句尾相呼應，這樣就能夠使得聲韻和諧流暢、朗朗上口。韓愈所提出的“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就是指受內在情感的激蕩，文章之語言文字的聲律與人的內在情感相呼應，而有自然諧暢之美。
情文，乃指人的喜、怒、愛、惡、懼的情感表達。其實，形文、聲文乃是為表現情文而服務的；另一方麵，對情文之體味周到深切，也能更好地表現形文和聲文。形文、聲文實際上即體現了文采的主要特征，用來修飾語言；而語言的巧妙華麗實乃源於真實的情性，因而形文、聲文皆在於有力地表現情誌內容（情文）。劉勰說：
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囑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就是說，描摹物象，狀寫氣韻，與外物本身相符合，而遣辭造語，注意於形文（辭語的感*彩）和聲文（語言的聲律），也要與內心的情誌表達（情文）相協調。可見，形文、聲文、情文確實能夠體現漢語言之美。
誠然，文章是人類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有交流思想、傳播文明的偉大作用——“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又有怡情悅性、陶冶情操的功能；而中國古代文之起源甚早，文體多樣，又有駢文、散文之分。因此，熟悉各類文體的基本特征，從漢語言之形文、聲文、情文的特性入手，以“六觀”為準則，披文以入情，以良好的語言文字修養，很好地理解文章之情誌、思想以及文學之美，進而學習文章的寫作，提高文字表達能力。
五代末期，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結束五代割據、戰亂頻仍的混亂局麵，統一了全國。宋朝雖然“積貧積弱”，不及漢唐富強，但政權統一，文化興盛。宋王朝擴大科舉考試的錄取限製，選拔人才，培養人才，又廣開言路，建隆三年（962），宋太祖趙匡胤立“戒碑”，特別強調“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並且告誡後代，“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稗類抄》卷一）。這樣，在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中，士大夫文人關心國事，參政議政，蔚然成風，對宋代文章的影響巨大而深遠，遂使宋代成為中國散文發展的又一重要階段。
宋初文章，沿襲晚唐五代虛浮華麗的駢體文餘習，以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為教本，學習揣摩，注重對偶、聲律，穠辭麗藻，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諺語。而柳開首先倡導學習韓愈、柳宗元文章，主張以道為本，文以致用，反對浮靡，但又以文為末，比較輕視文章的藝術性。柳開的倡導雖有批判不良文風的積極作用，但因其自身的理論局限和創作實績，尚不足以振起一代。其後，出身寒微的王禹偁能夠深切關注社會現實，形成進步的文學思想，主張文章應該“傳道明心”，取法韓、柳，學習其“文從字順”，平易淺近的文風。而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台閣文士追求雕章麗句的詩文，編成唱和詩集《西昆酬唱集》，與詩風一致的駢文亦稱“西昆體”。“西昆體”風行文壇三十餘年，幾乎淹沒了柳開、王禹偁的散文新文風。
開啟宋文新變者乃歐陽修。範仲淹是朝政改革的中心人物，要求興複古道，改革弊政，“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促進教化風俗的敦厚淳樸。而歐陽修在政治思想上與範仲淹一致，他在文學上掀起古文運動，“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蘇軾《居士集序》），培養人才，促進詩*新和政治改革。歐陽修認為，所謂“道”，就是日常生活百事，引導士人關心現實民生，主張文以明道——文學是關係日常生活、社稷民生的，將“道”與現實的社會生活相聯係；並且認為道能充實文，但道並不能代替文；而且，歐陽修在提倡學習韓、柳散文的同時，也並不排斥駢文，積極汲取駢文敘述委婉曲折、精切詳盡、語言精美、聲韻和諧的優點，創造出一種新的文風。蘇洵評論歐陽修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