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文章造勢已極，遂以退為進，自占地步，認為天子以四海為家，率土之濱，莫非王境。舜南巡而死葬蒼梧，禹東狩而死葬會稽，皆不返葬帝都——“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因此，取法先聖，高宗“靈駕”不必返葬關中。“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
因而，文章遂大力渲染河洛之山河形勝：“景山崇麗，秀冠群峰，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複何加焉……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文章具有辭賦之鋪張揚厲，又吸取駢麗文的使事用典，對偶諧暢，造成一種感人的氣勢，關鍵在於指出洛陽實乃風景佳麗，山河形勝之地，又交通便利，擅四方財富之美，確乎為風水寶地。為了更有說服力，文章還列舉周平王東遷、漢光武帝建都洛陽，“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實乃審時度勢的必然舉措，足可為後世楷模。因而，勸諫武則天能夠聽從其意見，“願陛下察之”！這篇文章，風骨凜然，氣勢充沛，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又能一波三折，變化多端，顯示出頗強的駕馭文字的能力。
陳子昂
陳子昂文章有司馬相如、揚雄的風骨，據陳子昂的好友盧藏用《陳氏別傳》記載，《諫靈駕入京書》上達朝廷之時，武則天“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際，甚慷慨焉”，當時就拜為麟台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飛馳遠邇”。陳子昂獲得了巨大的聲譽。這篇文章以其宏大的氣魄，關懷國家前途和百姓利益，顯示出陳子昂具有言人所不敢言的政治膽識。
陳子昂的論事書疏類文章，如《諫用刑書》《諫政理書》《上軍國機要事》《為喬補闕論突厥表》等，振筆直書，氣勢磅礴，疏樸近古，與六朝以來及初唐的靡麗柔弱的文風不同，表現出很大的變革特性，成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先行者。陳子昂在文學上提出了革新的主張，又能夠以自己的創作實踐樹立新的風標，很為唐人所看重。盧藏用《陳伯玉文集序》讚揚陳子昂：“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製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韓愈《薦士》詩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謂：“著述比興，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也。”就文章而言，唐人有唐文三變之說，而推許陳子昂為唐文新變的第一重要階段，歐陽修與宋祁繼承了這一觀點，在《新唐書·陳子昂傳》有曰：“唐興，文章承徐（陵）、庾（信）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可見其在文學史上的深遠影響。
陳子昂始終並不以文士自居，他在《上薛令文章啟》中說：“然則文章薄伎，固棄於高賢；刀筆小能，不容於先達，豈非大人君子以為道德之薄哉……文章小能，何足觀者！”視文章為薄伎、刀筆小能，乃是與其經世濟民、建立不世功業的遠大理想抱負相比較。在武則天時代，酷吏橫行不法，告密之風盛行，士人正直立朝，往往不得善終，陳子昂未能得其時而施展抱負，年僅四十四歲便抱恨而終。王夫之《讀通鑒論》說：陳子昂在唐代，並不僅僅是一介文士，如果能夠遭遇明主，施展其理想抱負，“駕馬周而頡頏姚崇，以為大臣可矣”——將遠遠超越唐代的兩位著名大臣馬周、姚崇，發揮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可以說，陳子昂並不甘心以文士自居，卻最終以文士而流芳千古。正是有了這樣遠大的政治理想、經世濟民的情懷，才使得陳子昂的文章具有了充實的現實內容和豐富的情韻，論事析理，深透恰切，氣勢充沛，縱橫馳騁。可見，高遠的理想，為民生之情懷，實在是文章的底蘊所在。
陳子昂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