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玄機，明異希；或以貌少為不足，或以瑰姿為巨偉，或以直露為虛華，或以巧飭為真實。是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廣問而誤己，則怨己不自信。是以驥子發足，眾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為眾智之雋也；荊叔色平而神勇，為眾勇之傑也。然則，雋傑者，眾人之尤也；聖人者，眾尤之尤也。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未得為第也；一州之第，於天下為椳；天下之椳，世有憂劣。是故眾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己之尤，而不貴尤之所尤。是故眾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
效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有知之無由得效之難。
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是以眾人之察，不能盡備；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動作，或揆其終始，或揆其擬象，或推其細微，或恐其過誤，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八者遊雜，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
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深明沉漠，則以為空虛。分別妙理，則以為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為義理。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為國體。
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眾退，而實從事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
故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或誌趣變易，隨物而化：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或窮約而力行，或得誌而從欲；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
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或所識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士，十不一合也。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不知者亦自以為未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
釋爭
蓋善以不伐為大，賢以自矜為損。是故舜讓於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
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誌不敢淩軌等；內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然害之，有功者人毀之，毀敗者人幸之。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
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留滯，以下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以讓敵為回辱，以陵上為高厲。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以抗遇暴，必構敵難。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變生舋也：必依讬於事，飾成端末；其於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己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並辭競說者，為貸手以自毆。為惑繆豈不甚哉！
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己。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
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為憊矣。是故藺相如以回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鬥取賢於賈複。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終極，乃轉禍為福，屈讎而為友；使怨讎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君子之道，豈不裕乎！
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鬥之大訟；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彭寵以朱浮之隙，終有覆亡之禍。禍福之機，可不慎哉！
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以自修為棚櫓；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以戰勝而爭不形，敵服而怨不構。若然者，悔吝不存於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彼顯爭者，必自以為賢人，而人以為險詖者。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柙兕而攖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眾起。”《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
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勝，一等；賢而尚人，二等；賢而能讓，三等。緩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寬人，三等。
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三變而後得之，故人末能遠也。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下眾者，上之也。君子誠能睹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
大意
作者在自序中首先闡述了撰著目的：“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魏時文帝曹丕接受陳群建議，用九品中正製選拔人材。該書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評人物、選擇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專著，旨在為推行九品中正製在理論上提供依據，在實踐上總結經驗，以推動這一製度的發展和完善。十六國時劉昞為之作注，重在“疏通大義，不沾沾於訓詁，文詞簡括”。其後流傳既久，傳本頗多謬誤。明萬曆甲申（1584）河間劉用霖用隆慶壬申（1572）本舊版合官私書校之，去其重複，成為定本。今有《漢魏叢書本》、《明萬曆劉氏刊本》、《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等。其書自《隋唐·經籍誌》以後皆列於名家，《四庫全書》則歸入子部之雜家類一。
劉劭以人之筋、骨、血、氣、肌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應，而呈顯弘毅、文理、貞固、勇敢、通微等特質。此“五質”又分別象征“五常”，表現為“五德”。換言之，自然的血氣生命，具體展現為精神、形貌、聲色、才具、德行。內在的材質與外在的征象有所聯係，呈顯為神、精、筋、骨、氣、色、儀、容、言等，是為“九征”，這相當於所謂“氣質”的層次。
劉劭又依照不同的才性將人物分為“兼德”、“兼才”和“偏才”這“三類”。透過德、法、術等三個層麵，依其偏向，又可分為“十二才”，即清節家、法家、術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文章、儒學、口辯、雄傑，依其才能不同，適合擔任的官職也不同。
此外，劉劭將才、德並列標舉，作為拔選人才的標準。劉劭的品評，以中和為最高，講究平淡無味，是為聖人。所謂中和，在於兼具“平淡”與“聰明”兩種層次，聰明為才，而平淡則是生命所展現的境界，已不單純是道德修養的層次，更是對“全幅人性”的審美態度。除中和外，其餘為偏至之材。“九征”兼至的人，“陰陽清和，中睿外明”，就是中庸，稱為聖人，是君王之才；具體而微，稱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於一才的人，稱為偏材，是為小雅。此外尚有依似、無恒等級別。
劉劭提出“八觀”、“五視”等方法來甄別人才。“八觀”由人的行為舉止、情感反應、心理變化由表象而深至內裏，反複察識。“五視”則在居、達、富、窮、貧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
趙蕤：《反經》
趙蕤，字太賓，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卒於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他讀百家書，博於韜略，長於經世。由於他出生在大融合、大統一、大團結的“開元盛世”，缺乏戰國時期那種人分裂，大動亂、大辯論的政治環境，加上他視功名如糞土，視富貴如浮雲。所以采取了“夫婦隱操，不應辟召”的處世態度。他自幼好帝王之學，“博學韜衿，長於經世”，並且“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因此聞名於當世。唐玄宗多次征召，他都辭而不就，過著隱居的生活。大詩人李白對他極為推崇，曾經跟隨他學習帝王學和縱橫術，時稱“趙蕤術數，李白文章”。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傑”，李白師承趙蕤的儒家風範、道家思想和豪俠性格，青勝於蘭。趙蕤的代表作為《長短經》，又叫《反經》。《長短經》成書於開元四年（716年），共九卷64篇，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雜家和陰陽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雜揉之書，以謀略為經，曆史為緯，記述國家興亡，權變謀略、舉薦賢能、人間善惡四大內容，又以權謀政治和知人善任兩個重點為核心；此書高妙完美，天人合一，振聾發聵，警世懲惡，是難得的謀略全書。
大體第一
原文
臣聞老子曰：“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
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後稷為田官，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奚以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大意
我聽老子說：“用正當的方法治理國家，用奇詭的方法用兵打仗，用無為而治的方法獲取天下。”荀卿說：“對帝王的要求是善於使用有能力的人，對平民百姓的要求是能充分發揮並不斷提高自己的做事能力。”西晉傅玄說：“如果能讓士大夫忠於職守，聽從命令；諸侯能守住自己的封地；朝廷三公能夠參政、議政，總攬天下大事。那麼君主垂拱而待就可以治理好國家了。”
怎麼證明這個道理呢？在堯統治的時代，舜任司徒，契任司馬，禹任司空，後稷為田官，夔為禮樂官，倕做工匠，伯夷管理秩序，皋陶做判案官，益負責馴化禽獸。這些堯都不會做，為什麼堯卻能夠成為他們的君主，而這九個人對他又俯首稱臣呢？因為堯知道這九種官職的工作內容，以此授予每個人不同的職位，使他們的特長能夠得到充分發揮，而堯在他們事業成功的基礎上稱王於天下。
原文
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幃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大意
漢高祖劉邦說：“在軍帳中通過運籌謀劃，就能使我們在千裏之外的戰爭中獲勝，在這方麵我不如子房；安邦定國、安撫百姓、保證軍餉充足、糧道暢通，這些方麵我不如蕭何；統領百萬大軍，戰必能勝，攻必能取，這方麵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豪傑。而我能夠合理地使用他們，這是我能夠擁有天下的原因。”
原文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人主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賢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財，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通乎用非其有也。故稱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待眾，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大意
所以說，善於識人用人，是成為帝王應該有的素質；善於解決問題，處理事情是作為臣子應該具備的才能。看不見摸不到的無形的東西主宰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萬物，看似飄渺無源頭的東西卻是事物的根源。鼓發出的聲音不在五音之列，卻是五音的主導；掌握君道真諦的人，不會去做五官做的具體事情，而是主管具體做事的人。君王遵守這個任人的真諦，官員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自古以來就有。先王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使用他人的東西像是在使用自己東西一樣，善於這樣做，才是真正懂得了做君主的真諦。而不懂得這個真諦的君主就不會這樣做，他們不會任用有才能的人而凡事親力親為。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抑鬱不得誌，因此很憎惡君主。他們的情緒積累下來，就可能為君主的統治帶來隱患，甚至導致政治危機。當年商湯和周武在一天之內奪取夏朝和商朝的所有，他們將獲得的土地分給諸侯，天下人對他們無不心服口服；他們賞賜給臣民財物，天下人沒有不支持、擁護商湯和周武做天子的。可見，商湯和周武就非常通曉怎樣用他人的才能成就自己事業的道理。因此說，能夠合理地設置官職是能做君主的前提，能任人以官職，並加以勉勵督促是做君主的前提；長於謀劃，並樂此不疲也是做君主應該具備的素質；能夠有仁厚之心，善待臣民是君主應該有的素質；擁有寬廣的胸懷，包容萬象是做君主應該具備的素質。如果國君具備了這些素質，讓臣民懾服而又尊敬，那麼君王就一定能夠成就一番大事業。
任長第二
原文
臣聞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眾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