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美國後不久，愛因斯坦博士舉辦了一場音樂會，為難民們籌募生活基金，結果募得六千美元。多年來他一直深居簡出，不願拋頭露麵。他認為自己所能辦得到的隻是募集捐款，以及利用他的名氣支持他所感興趣的團體。但現在，由於形勢所逼，愛因斯坦開始撰寫文章，並在電台發表演說，攻擊日益嚴重的希特勒納粹主義。他有絕對的權威撰寫文章和發表演說，因為他不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家，也是逃往美國定居的難民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在紐約世界博覽會期間，巴勒斯坦亦在會場設立自己的展覽館。每當一個國家的展覽館揭幕時，該國的大使就要負責向美國大眾致歡迎詞。但是，由於巴勒斯坦仍在英國的控製下，並沒有自己的大使，那麼應該由什麼人來代表巴勒斯坦致歡迎詞呢？負責的委員會考慮了許多位傑出的猶太人，最後決定，再沒有任何人能比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更能代表猶太人。
不久，他甚至接受勸告，穿上僵硬的襯衫和禮服，出席紐約的一個午餐會，慶祝巴勒斯坦的希伯來技術學院在美國成立高級研究所。盡管他為人謙遜，但這一次，他似乎很高興特拉維夫的物理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希伯來大學現在擁有了自己的校區，可以俯視整個耶路撒冷。該校還接受了愛因斯坦捐贈的“相對論”原稿，並把它視為一份最寶貴的禮物。
巴特萊·克拉姆在他的《絲幕之後》一文中，談到愛因斯坦給他的印象：
他走進房內時，我們的聽證活動受到打擾停了下來。雖然當時有另一位證人在作證，但當房門打開，聽眾們一見到他們在報章雜誌上經常見到的那個熟悉的人影時，立刻發出如雷的掌聲。他滿頭白發幾乎垂到肩上，步子很慢，看起來就像是從聖經故事中走出來的先知。哈奇森法官大聲呼叫讓大家遵守秩序。後來輪到愛因斯坦發表證詞時，哈奇森法官說：“那些認為我剛才阻止他們向愛因斯坦博士表示歡迎的人，現在可以表示他們的歡迎之意了。”房內立刻響起了如雷的掌聲。愛因斯坦博士低聲向身旁的一位朋友：“我想，他們應該先聽聽我要說什麼，然後再鼓掌。”
曾在柏林出現的那種對愛因斯坦的英雄式的崇拜，在美國再度出現。有一次在匹茲堡，愛因斯坦向一群科學家發表演說，演說完畢之後，他退到禮堂的貴賓室，幕布開始降下。有位狂熱的聽眾竟然跳上講台，搶下愛因斯坦剛才在黑板上講解理論時所使用的粉筆。這位聽眾雖然拿到了粉筆，卻被急速降下的幕布打中頭部，當場昏倒。
當以“相對論”為基礎的影片在紐約的美國曆史博物館放映時，許多無法擠進去觀看的觀眾曾試圖把大門推倒。第二天早上，一家日報的頭條新聞是：“博物館的警衛被科學迷製服，警方緊急增援。”另一家報紙的標題是：“四千五百人為了觀看愛因斯坦影片，在博物館大打出手。”
在愛因斯坦一家人搬到普林斯頓三年後，米歇爾街舒適的生活因為艾爾莎·愛因斯坦的生病而受到了影響。以前她經常在屋內進進出出，一會兒在廚房裏為她的丈夫準備他最喜愛的茶點，一會兒又跑到客廳，對一位訪客說，不可以打擾她的先生。
在之後的幾個星期裏，愛因斯坦並未去研究所的辦公室，他都是留在家中二樓的書房裏研究。從大窗子望出去，他可以看到艾爾莎十分喜愛的那個花園。他經常將桌上的一些文件推開，試著翻閱書架上的幾本書。不一會兒，他就會坐在他妻子的床邊，很少說話，隻是靜靜聆聽她訴說著在德國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有時候，她會提到她的女兒伊麗莎：“她是那麼漂亮，那麼年輕，竟然去世了。”一旦想起兒時在慕尼黑度過的歲月，她就會談到愛因斯坦家裏的花園，以及愛因斯坦最喜歡躲藏的那處樹叢。“你那時真是一個很不友善的小男孩，你總是躲著我和瑪雅。我希望瑪雅能早點來看看我們，但我想我沒有時間在這兒見到她了。”
在艾爾莎·愛因斯坦去世幾天後，英菲爾德前往米歇爾街拜訪。家裏的人告訴他，教授已回到研究所的辦公室工作了。英菲爾德感歎地說：“隻要愛因斯坦還活著，就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