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自銀走進李曉華的房間，李曉華同樣沉重，但是，生活的重量早已經把她的心磨平了。她能像對一位客人一樣地對羅自銀說：“你來了，坐吧。”甚至，話語中還有一絲安慰：你畢竟是來了。
羅自銀沉默許久，終於吐出一句廢話：“你過得還好吧？”
分隔多年的夫妻，再次見麵能說什麼呢？或者這樣是合適的。而耿曉寧則一個人跑到山上，坐在養父耿維重的墳前，對著世界，默默流淚。
陳思找來，愛戀地摸著他，之後，兩個人在一起哀傷。
春節那天下午，羅自銀和周遊一起離開了。臨行之前，耿曉寧幫羅自銀收拾行李，一路把他和周遊送到車站。路上，他還是一言不發。羅自銀幾次看他，張口叫“曉寧！”耿曉寧仍舊沉默，羅自銀隻有無奈地把話吞進肚子裏。
上車的瞬間，羅自銀終於說出一句話：“曉寧，我對不起你！”他知道自己不配當他的父親，但是，他還是渴望聽到一聲“爸爸”。
可是，耿曉寧沒有出聲。
羅自銀低著頭，哀傷地上車。周遊丟下一個微笑，進到車內。
耿曉寧還周遊一個微笑。這個女人值得他尊敬，值得他愛戴。
車子遠遠地開走了。耿曉寧看著它的背影消失。他和姐姐在路麵徘徊很久，望著天上的太陽，胡亂地踢著地上的石子。
很長時間過後，他笑了。
2008年6月的一天，當我們再次見到耿曉寧的時候，他告訴我們：他已經決定留在長沙，並已經通過一家電力公司的麵試。他得到了陳思父母的禮物，那個禮物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他們的女兒，一份耿曉寧一生的真愛。
一切都釋然了，一切都圓滿了，已成事實的圓滿，生活似乎不再那麼哀傷。一切都晴朗了，冰雪過去了，太陽出來了。後記
當我們思慮再三，最終決定接受這次挑戰，奉命創作這部長篇報告文學的時候，首先浮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這樣一條沉重的新聞：2008年1月13日清晨，廣州火車站售票廳，16歲的湖南小夥子李樂軍，因為買票時與人發生口角，被砍了六刀，住進醫院。
這一慘劇仿佛以切膚的痛感告知人們：春運的大幕拉開了。
也許隻有春運到來的時候，你才會強烈意識到自己外鄉人的身份，才知道回家過年幾乎就是一種宿命。過年的城市，不是屬於你的，我們的心裏都在默默地呼喊著“回家”。因此，為了這個共同目標，我們走到了一起，成為患難與共的兄弟姐妹。在到達終點站之前，一票難求、天寒地凍、缺水缺電、遭遇黑車、爬山涉水都是這一路上的關鍵詞；千裏冰封，萬裏雪飄，是這一路上的特殊風景，但無論途路多麼難辛，心中的衝動隻有一個，那就是家——回家！
這是整個春運的縮影。
春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詞語或者一場運動。
每年春節前後的一個月，這場運動就會席卷整個中國。從霓虹閃爍、歌聲嘹亮、高樓林立、粉脂凝香的現代都市，到喧鬧嘈雜、塵土飛揚、商販往來、建築破舊的蒼涼小鎮，再到安詳寧靜、青磚碧瓦、小橋流水、麥子青青的古老農村，甚至是敦煌戈壁灘前的一小鄉村，德克拉瑪幹沙漠邊的一個車站，喜馬拉雅山山腳的一間小屋，大興安嶺外的一處瓦舍，這種運動都在以相似的方式進行。
飛機、輪船、火車、客運汽車、私家車、的士、摩的、公交汽車、自行車、烏篷小舟、甚至人的雙腳等等都是這場運動的載體。無論男女、老幼，無論富貴、貧窮，知識分子、爆發戶、機關領導、大學生、農民工、白領、一般工薪階層等等都是這場運動的主角。短短的一個月之內有超過20億的總人口流動數量，而2007年的春運，僅僅廣州交通係統發送的人口就超過了日本一國的人口總和——兩億。
於是，有人說這個時間，中國這個國度是“春運帝國”！如果這個帝國遇到惡劣的天氣，比方說這次空前的大冰雪，它的運轉，將是多麼艱難！
當下中國人生活有一種獨特的“空間效應”：一個家庭，祖輩在長沙，兒子在廣州，孫子則到了上海，或者祖輩在農村收割，父輩在廣州打工，兒子則在長沙讀書，又或者父輩在農村，兒子在上海，兒媳則在廈門。社會習慣了身體上的距離，人們也習慣了感情上的距離，身體在距離的兩端走得更遠或者更想靠近，感情在距離的兩端變得更淡或者更濃，中國人正在改變千百年來傳承的落地生根、傳宗接代的生活習慣和情感習慣！
然而，正是這種大量人員的異地生存，或者說是某種“流浪”、“被放逐”，使原始的回歸願望更為迫切。遠遠地離開生命初始的根，在外流浪，無論華麗還是枯澀，逃不掉的是一份落寞，一份思念。寂靜的夜裏，對著大月亮，一個人安靜地坐著，撫摸自己的身體，總在某個時候想起這身體的出處，更難免想起遙遠的點點滴滴。
但是，人們在內心深處總會特別地想消除距離，因為人們知道距離並不可能消滅某種信仰或者情感，那種信仰或者情感永恒地沉澱在中國人的心中，無論物欲橫流，無論風雨變遷，它不會丟失，而且人們也始終相信距離可以消除，就在那個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