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的約束及其弱化
看著載譽而歸的戰士，睿智的美國政治家們提出，要用製度設計來鉗製戰爭衝動。經過激烈的爭吵，製憲會議對“戰爭權”進行了分割：總統以三軍統帥的身份執掌軍權，國會則掌握了宣戰權，並緊緊地控製撥款權。憲製設計的初衷是從製度上設防，使任何人不能壟斷武力的使用，不能隨意發動戰爭。從創始意圖看，控製錢袋的國會，自然也能控製戰爭撥款，因而也就能有效控製政府的戰爭衝動。
最初，美國國會確實能夠有效控製國家的戰爭行動。其根本原因在於，總統作為軍事首腦可動用的戰爭資源過於匱乏。一方麵，美國建立的常備軍人數偏低（隻有2600人）；另一方麵，財政困難製約了這個新生國家的戰爭能力。要不然，殖民地思想家潘恩也不必費心地向民眾宣傳“拿餉是士兵的權利，後勤是軍隊的生命”。簡而言之，錢袋空癟，國會自然嚴加看守；軍隊弱小，自然不會到處生事。
但是，隨後的一百年裏，限製戰爭的製度安排逐步受到挑戰。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政府及其軍隊，不斷翻新戰爭花樣，借各種名義突破國會限製。1798～1800年，新生的美國與法國“不宣而戰”。由於是“有限對抗”，而且，由於害怕招致全麵報複，國會沒有正式向法國宣戰。之後，美國政府發明了另一種戰爭模式，即小範圍和小規模地悄然執行軍事行動，這種“秘密方式”在19世紀被廣泛使用。另外，還有一些軍事行動中，美國不屑於宣戰，例如針對印第安部落、海盜群體的行動。其理由是，如果宣戰的話，就會讓美國墮落到他們這個檔次。總之，上述行動都未經國會宣戰，這也揭開了國會戰爭權旁落的序幕。
不久之後，就出現了更為猛烈的府會鬥爭。1846年的美墨戰爭，波爾克總統先於國會向墨西哥宣戰。半天後，國會才以174∶14的投票結果正式宣戰。波爾克的舉動讓國會大為光火。之後，國會試圖限製總統的戰爭訴求，例如國會曾六次拒絕布坎南總統在一個任期內提出用兵請求。不過，與前任總統布坎南相比，林肯總統可沒那麼溫和。他甚至沒有和國會商議便招募了一支軍隊，用來對抗南方的分裂行為。他對國會的控製非同尋常，說明行政部門能夠廣泛地擴張權力。幾十年後，麵對西班牙對手，府會的態度擰了個個兒：克利夫蘭總統告訴好戰的國會，即使國會向西班牙宣戰，他也不會進行軍事調度。國會遂隻好等到麥金萊繼任總統後，才有了行使宣戰權的機會，這才有了對美國乃至世界影響至深的美西戰爭。簡而言之，行政部門不斷的挑戰，是國會戰爭權旁落的重要原因。
國會從來都不是隻有一個聲音，議員中不乏好戰分子。愛國主義的旗幟總是能夠輕鬆地團結各派政治力量。更為致命的是國會“自毀長城”，做出過一係列讓總統便宜行事的授權法案，其中最有名的當屬1964年升級越南戰爭的“東京灣決議”。1973年的“戰爭權法案”雖試圖撥亂反正，但經過總統的否決而國會又推翻了總統的否決之後，這個法案變成了一個妥協的產物，存在根本性的製度漏洞，很難對總統構成實質性約束。
簡而言之，為了限製戰爭衝動，美國建立了相應的製度安排。但是，由於對這一安排的挑戰接踵而至，戰爭權的天平在20世紀初不可逆轉地倒向了行政部門。到二戰結束時，總統以三軍統帥名義進行軍事調度的權力幾乎不受限製，並從此成為一項政治傳統。自美國建國以來，美國的海外軍事行動大小數百次，但經由國會宣戰的隻有寥寥幾次。
另外，1945～2010年間，反對黨控製國會38年，執政黨控製國會28年。統計顯示，反對黨或執政黨占國會多數的年份裏，美國海外使用武力的情況高度一致。更意外的是，反對黨占國會多數的年份裏，美國對外使用武力的頻率，甚至還略高於執政黨占多數的年份。也就是說，反對黨占據國會多數，也無助於改變美國使用武力的習慣。由此也可以看出，麵對戰爭衝動，國會是多麼的蒼白無力。
不難發現，用來馴服戰爭衝動的各種理性安排，一概不能發揮規訓的功能。相反，美國認定要打的仗，就沒有什麼不可突破的限製。這大概是因為，作為“運用戰爭手段最熟練的社會”，它比任何社會都難以抑製動用戰爭工具的衝動。
為什麼美國沒有戰爭狂熱
但是，美國的軍事實力如此強大，且三軍統帥的權力看上去如此不受限製，美國卻並沒有出現過持續的戰爭狂熱。理解這一現象，需要探究其好戰衝動和厭戰情緒的社會心理平衡。正是這種心理上的平衡，決定著社會思潮的發展方向，使戰爭狂熱不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