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了豬之後，唐太宗還哈哈大笑，對唐儉說：“天策長史沒見過上將擊賊嗎？怎麼嚇成這樣？”
這話說得唐儉真是氣不打一處來，隻好說：“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何必在一隻野獸身上逞雄心？”
唐太宗聽了很高興，表示今天的活動就到此為止。
貞觀十四年，唐太宗到同州視察，到沙苑中“親格猛獸，複晨出夜還”。急得魏征為此犯顏直諫，太宗也表示接受。
可同年十月，太宗又想到櫟陽遊獵，被當地縣丞力諫一番，才罷休。直到貞觀十八年之後，唐太宗身體每況愈下，才逐漸減少了田獵活動。
以上就是唐太宗不能“慎終”的具體事例，也是他在給太子李治的教科書中說自己多有缺漏的原因。
由於唐太宗畢竟在貞觀初年有過近乎完美的表現，一句“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似乎不足以解釋他為何犯下錯誤，畢竟他有能力做到完美。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位英明君主大踏步的倒退呢？
話又說回來。
關於唐太宗為什麼善行難繼，我也曾翻過一些參考書，專家的觀點基本是“由於唐太宗屬於和人民群眾根本對立的封建統治階級，其腐朽本性注定他會在一段時間後回歸到荒淫無道的階級追求上”。
如果你對這個解釋感到滿意，那就跳過這一節別看了。如果覺得不太滿意，姑且聽我來胡說幾句吧。
冷冰冰的階級劃分怎能掩蓋一個個鮮活生命的動態曆程呢，咱們從時下流行的職業性格分類測試的角度來分析吧。當然，唐太宗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古人，為了追求時代上的諧和感，咱也別用太時髦的“凱爾西”，“MBTI”什麼的。其實，中國古代曾經有那麼一本從人的氣質、秉性出發的人力資源專著——劉邵的《人物誌》。
大家知道，漢末魏晉時期，興起過一種非常受人熱捧的谘詢類行業——人物品題，其流行程度大約和今天的星座占星師差不多。當時的品題師一般都由社會名流擔任，而到他們那裏去尋求品題的，大多也不是一般人。比如漢末的許劭許老師十分敬業，每個月都要對當時人物進行一次品評，人稱“月旦評”。他最有名的一句評語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全中國人大概都知道是給誰的吧？
後來吧，得到品題師的正式評語，竟然成了士人嶄露頭角、登上仕途的前提條件。比如說，西晉名臣張華，就是在得到當時名士阮籍的正式品題後，才被州郡鄉裏推薦了一份正式工作。
大家應該還知道，魏晉時期是中國曆史上思想最為自由不羈，最具人文、人本精神的時代，直麵人性、重視心靈是這個時代的特征之一。劉邵的《人物誌》大約就是在這種研究人、探討人的背景下問世的。
劉邵，邯鄲人，學問淵博，通天文、律令、文學、經學，在曹魏做過官，正始年間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他的《人物誌》約成書於曹魏明帝在位期間。在自序中，劉邵闡明了寫這本書的目的：“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眾才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隻有了解人，了解人才的根本屬性，才能人盡其才，才能事業興旺。
最有趣的是他提出了中才和偏才的概念。大約是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各種人才中，他最為推崇稟賦、氣質中和、中庸的中才，並認為中才是最適合當大領導，也就是君主的那一類人。甚至在描述中才時，他直接用“君”來當主語了。
中才的最大特點就是——沒有特點。所謂“君體平淡，則百官施其用，人君之能，平淡無為，以任眾能，若君以有為，代大匠斫，則眾能失巧，功不成矣”。
與中才相對的偏才，其特征自然就是具有某一方麵或某幾個方麵的突出特點了。
劉邵認為寡淡無味的中才是當領導、當皇帝的最佳人選，其實也不無道理。
有勇無謀的莽夫，自然不是當皇帝的材料，這種人肯定第一個就被排除了。而太聰明的，你提一個問題他能給出十個方案，並比較其中優劣利弊的人，往往也不能當大領導，他們適合當參謀或軍師。曆史多次證明了這一點，比如張良，或者就幹脆比如房玄齡。這是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區別，學者和企業家的區別，也是一個自我承當的問題。
那文武雙全，卓絕蓋世者呢？首先這樣的很稀少；其次，就算是這樣也不一定行，比如隋煬帝那麼有能耐的人，不是很快就玩砸了嗎？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才能不如楊廣的李淵卻輕輕鬆鬆當上了皇帝，退位後又平平安安當了近十年的太上皇。這兩人在人際關係中所尋求和給予的東西之間的差別，證明李淵在人格和氣質上更適合中才的標準。
楊廣追求的是對自身能力的證明和肯定，證明給別人看，獲得別人心悅誠服的肯定。李淵似乎從來不幹這種事吧，從來都是他給別人以肯定和嘉許。他所尋求的是他人的服務和效力，並對此作出評價。
說白了，這是一個評價係統中主體和客體的區別，而客體注定不是當大領導的料。因為當客體已經處於最高位置時，他將從何處獲得更具分量的肯定呢？楊廣像犯了神經病一樣和文臣比作詩，和武將比軍事才能，和小國高麗比地位的時候，其實就是他在評價係統中的錯誤位置所導致的焦慮、空虛的外在表現。
李淵在幾個兒子的流血衝突和自己被迫退位的情況下，還能自得其樂盡享天年，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他心態的平和。而平和往往就是真正的強大。
那唐太宗是中才還是偏才呢？不幸的是，他是一個偏才，盡管他是個超級偏才，除了文武，還有超出常人的判斷力、決策力、調和力和大局觀。最有力的一個證據就是他會忍不住參加能力上的排序。
唐太宗經常會在朝堂上與大臣們較功爭能，曾經臨朝時對侍臣說：“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魏征也因為他拿自己和大臣們進行才能比較而批評過他。
當一個人當上了至高無上的皇帝，你最好的選擇就是“無能”，把舞台交給臣子們去風光，去表現，你本人則是超越了這個舞台的編劇加導演加評委。
如果君主耐不住寂寞，擼起袖子爬上台去，和臣子們同台較技，爭奪最佳演員獎，難免會淪為曆史的笑話。
我們隨手就能舉出幾個例子，比如北宋的徽宗皇帝，書畫超絕，文采風流。卻正是在名士風流這一點上與當時著名詞人周邦彥展開了不自覺的競爭，突出表現就是君臣二人圍繞名妓李師師的爭風吃醋，可謂跌盡了身份尊嚴。
再比如盛產奇葩皇帝的明朝，更有一位明武宗，性聰穎，好騎射，自認英雄蓋世，是名將武聖的最好人選。他放著皇帝不做，自封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到宣府、大同、延綏去巡查西北部邊境，還身先士卒地跟前來犯邊的少數民族小王子幹了一仗。
當寧王朱宸濠趁明武宗荒於政事趁機叛亂時，武宗反而興高采烈，又打起威武大將軍朱壽的旗號，南下出征。走到半路，大聖人王陽明平定了叛亂的捷報傳來，可武宗一點也不高興。他居然把朱宸濠重新釋放，再由自己親自抓獲。過些日子，在慶祝“自己平叛”的興奮中，不慎跌入江中，差點溺死。
可見，我們說皇帝不好做，並不隻是因為圍繞皇位的殘酷競爭，也不隻是因為皇帝工作辛苦，而是這個位置的要求和在競爭中尋求自我實現的人類本能相違背。這是一個孤獨的職業，除非你能夠升華自己的心理需要，比如把心理滿足真正建立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上去，忘記自我。把你的國家當做你自己的化身，做到它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縱觀李世民的一生，他經曆了三次較大的身份轉換，唐公二公子，秦王，唐太宗。前兩個角色，李世民的表現近乎完美，因為正好能用到將和相的偏才。而從秦王升級到唐太宗之後，他麵臨的最大問題是根據身份的轉換，在態度、行為策略上也要進行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國家政務、軍事的具體事務上，他必須退居二線，把表現機會讓給文臣武將，自己則做好規劃、仲裁和獎懲工作。
我相信，唐太宗在登基之後，對這個問題是經過了深入思考的，也著力避免自己沉迷於自身能力展示。比如說，盡管他是唐朝開國戰爭中功勳最高、戰績最輝煌、軍事水平最高的大將，但貞觀年間的那麼多對外戰爭，他都放手交由各位武將去進行。再比如說，貞觀初年，他為什麼能寬宏大度包容一切諫諍和批評，因為他成功地將自身和評價客體相剝離。
不幸的是，這種自覺轉型的成功隻是暫時的。我們常說，性格即命運，何況作為一個人存在基礎的人格特質？”清靜無為，寡淡如水”八個字報出來，誰能往唐太宗李世民身上聯想？這位爺的人生，平淡得了嗎？
唐太宗非常努力，也非常刻意地下工夫修煉自己，但也還是沒能完全抑製住爭強好勝、自我表現的本能。以他的性格和才能，無所事事，垂拱而治的生涯肯定是非常無聊、備感失落的。為了找到那種令人激動的感覺，他隻能在不斷的田獵中重溫他一生癡迷的騎射，模擬戰爭的亢奮感覺。通過在朝臣麵前吹吹牛，獲得我還是天下第一牛人的滿足感。
我們知道，唐太宗終年五十二歲，在曆代帝王中屬於比較短壽的一類。他在進入中年時，就患上了不少疾病，多為慢性病，很可能就是由於心理掙紮和心理壓力造成的。每個能思考的人都知道掙紮的原因在哪裏，不外乎忌妒、貪婪、野心和競爭。這種掙紮，是非常消耗能量的，是會影響人的生命活力的。
盡管我們對唐太宗後期的失誤不無遺憾和批評，但如果從人的內心去考察，誰又知道他為這不圓滿的“貞觀之治”付出過多少艱苦努力？麵對誘惑，經受過多少內心煎熬？因為戰勝自己，永遠是一個人所能麵臨的最大挑戰。
唐太宗雖然沒能善始善終，沒能將他的治國實踐一直維持在貞觀初年的水平，但也沒走向完全的反麵。雖然很多事他並不能真正聽取，但總體來說還是鼓勵臣子多進諫、多規勸的。這在封建帝王中，算是難能可貴了。
他以一個偏才的本質，卻在中才崗位上奪了頭名。盡管不能做到十全十美，總體上還是功大於過，瑕不掩瑜的。
這才是史上最牛皇二代最牛逼的地方！
在人生即將走向終點的幾年中，唐太宗突然萌生了一種強烈的做回自我的渴望，他發動軍隊，甚至打算親赴前線，去攻打高麗。而這個小國，在之前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是他本人一直覺得沒有必要大舉征伐的對象。
似乎，唐太宗還是想證明點什麼。
半島局勢。
從魏晉時期以來，朝鮮半島上存在著三國並立的情況，即高麗、百濟和新羅，當今的朝韓人士稱之為半島的“三國時代”。如此命名方式顯然是受到中國東漢末年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麵的啟發，也自然而然令人聯想到三國分立格局下，國與國之間不可避免的聯合、背叛和相互攻伐的複雜情況。而“半島三國”甚至比咱們的魏、蜀、吳三國還要糾結，因為它們的一舉一動還必須考慮到強大的中原政權的態度。
咱們不妨先從半島三國政權和民族的起源說起。
朝鮮民族之濫觴，至今也沒有定論，比較流行的說法有箕子朝鮮和衛氏朝鮮之說。
據《史記》記載，商紂王的叔叔箕子在周武王伐紂後，帶領族人來到了朝鮮半島北部，被那裏的原住民推舉為國王，並得到了周朝的承認。這個具有殷商禮儀製度的國家，被稱為“箕子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