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頓酒喝完，公主覺得大有麵子，還沒等薛萬徹上馬回家，就派人叫他同乘一輛車，小兩口甜甜蜜蜜地回家了。
這些趣事所展現的，不止是唐太宗的賞罰原則，更將他對臣子們的感情表露無遺。而唯有真正的感情，才能換來真正的忠誠。
四、質量第一，數量第二。
德與才，有時候就像魚和熊掌一樣不可兼得，而唐太宗似乎不是個隨意妥協的人，一直堅持他自己的標準——德才兼備。
貞觀二年，他曾對侍臣說：“用非其人，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貞觀六年，他和魏征又詳盡討論了這個議題。
太宗說：“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
魏征表示同意，說：“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防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隻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代唯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魏征這段話是強調人才德的一麵，認為在太平之世，首先應該考慮的是一個人的道德水平。唐太宗對此表示讚同，也一直嚴格執行這條政策。
有一次，他親自麵試考察各州郡舉薦的十一個人，結果發現水平低劣，便十分生氣地將他們打發回鄉，事後嚴厲懲處了主事官員。
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等現象，直到今天也很常見，算是封建官場的餘毒吧。不過，在唐太宗一朝，此類現象得到了較為有效的遏製。
貞觀元年，唐太宗告誡房玄齡說：“致理之本，唯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唯賢才’，又雲：‘官不必備，唯其得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做餅不可食也。”
當年十二月，唐太宗再次向房玄齡強調：“官在得人，不在員多”，並命令房玄齡大舉裁員。把原來七千多文武官員縮減到六百四十三人，淘汰率超過了90%，可謂古今罕有。
此外，唐太宗明文規定：“凡職事官（經辦具體事宜的），年七十以上應致仕。”這個規定顯得具有劃時代的先進性。大家知道，老人政治一般帶有不思進取的暮氣，嚴重時還會走上匪夷所思的道路。比如大家最熟悉的三國故事，那位被讚譽為“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孫權，一世英雄，老年時卻多疑、荒唐，造成孫氏內部自相殘殺的慘烈局麵。
五、對宗室從嚴要求。
小企業和大帝國，都難免有一種傾向——任人唯親，親戚的親。正因為這個傾向會給企業帶來管理上的困難，現代公司，哪怕是民營的小企業，一般來說，都會注意避免吸收親戚進來工作。
但是，皇上可做不到這一點，哪怕是唐太宗也不行。唐帝國這間公司裏必然有一堆的親戚，用曆史術語說，就是宗室和外戚。
大批宗室的存在，並非沒有益處。封建君主以“家天下”為最高利益，分封子弟，作為皇帝的藩屏，以保皇祚綿長。
武德年間，唐朝立國不穩，高祖李淵便廣封宗室以穩定時局。唐太宗一即位，便對這種做法提出了質疑。為了從曆史中吸取足夠的教訓，他委托魏征輯錄古代帝王子弟的成敗之事，寫成《自古諸侯王善惡錄》賜給諸王。
唐太宗對宗室的基本處理原則大約有三點：一是從才學和德行上從嚴要求；二是避免宗室憑借身份搞特殊；三是避免親戚間搞小集團。
針對第二點舉個例子吧。武德九年，李世民剛當上太子時，舉行了一次麵定功臣爵邑的活動。最後的結果讓淮安王李神通相當不滿意，因為房玄齡等人的爵位在他之上。
他提出抗議道：“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
唐太宗則義正詞嚴地指出：“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定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
李神通參加革命比房玄齡要早，又身為宗室成員，但李世民並不看重這些，他唯一的根據，就是客觀的功績大小。
諸將看到如此，都互相說道：“陛下至公無私，連淮安王尚且自討沒趣，咱們怎麼敢不安其分。”
唐太宗通過務實靈活的人力資源政策，組建並維持著一個陣容豪華的工作班子。他帶領著這批名士、賢臣，創造出了風靡曆史市場的名牌產品——貞觀之治。
清靜無為，以隋為鑒。
“以隋為鑒”是唐太宗與臣子們反複討論的主題。
李世民在隋朝生活過十幾年，他體驗過大隋帝國海內殷富、四方臣服的盛況，也親曆了它慘烈迅速的崩潰過程。
唐太宗始終認為，隋煬帝對國家的速亡負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責任：一是他大興土木，營建不休；二是他對奇珍美色搜求無已。李世民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見到隋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的景象時的巨大震撼；三是楊廣窮兵黷武，徭役不斷。對百姓役使太甚，終至身戮國滅，為天下笑。
親身經曆和見聞，讓唐太宗總結出一個真理：王朝氣數雖有天命，但“福善禍淫，亦由人事”。說白了，王朝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君的賢愚明暗。
唐太宗對自己的二世身份尤為敏感，史上最著名的二世王朝，秦朝和隋朝，都沒逃過盛極一時卻二世而滅的命運。它們有個共同的特點——國君特別能鬧騰，幾乎無一日無事。於是，唐太宗在和君臣不斷討論、不斷修正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清靜無為”的統治思想。其核心理念是“靜之則安，動之則亂”，“無為而化矣”，“帝王為政，皆誌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
既然是統治思想，那肯定是帝王、官員等管理者用來處理與被統治者，也就是基層人員的關係的原則、方法。具體說來，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偃武修文；二是戒奢從儉；三是輕徭薄役，恢複生產。
一、偃武修文。
李世民自認“少從戎旅，不暇讀書”。又認為史上撥亂反正之主，一般都年逾四十，跟他們比起來，自己實在太年輕了，對於坐江山經驗不足，知識儲備不夠。
為了迎頭趕上，唐太宗每天罷朝回宮，都要安排一段讀書時間。往往一讀就通宵達旦，廢寢忘食。所謂“崇文時駐步，東觀還停輦，輟膳玩三墳，暉燈搜五典”。貞觀年間，他下令房玄齡和魏征主持修撰史書，修成《晉書》、《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和《隋書》，數量上占二十四正史的1/4，而在修《晉書》時，唐太宗還玩票為晉宣帝、武帝本紀和陸機、王羲之兩篇列傳寫了後論，使得《晉書》曾一度被題為禦撰。
此外，貞觀初年武官多文官少，這也是北魏以來武將開國的傳統使然。針對這個情況，王珪向李世民進言說：曆代塚宰，無不精通一經，而近代重武輕儒，必然造成風氣的破壞。唐太宗對此深以為然，便有意識地多提拔一些“學業優長，兼識政體”的官員。得閑時，經常把他們叫來開座談會，“共觀經史，鑒前代成敗事”。
太宗的偃武修文還擴展到了音樂、舞蹈藝術上。有次他大宴群臣，席間奏起了《秦王破陣樂》，這是當年和劉武周幹仗前後那段時期，秦王軍中的流行樂。太宗的第一反應是回憶起金戈鐵馬的往事，臉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可過了一會兒，他說：“可惜這套曲子是軍樂，缺少文德之雍榮啊。”
當時封德彝還活著，聞言趕緊奉承道：“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能比？”
太宗當即答道：“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你的話說得太離譜了吧。”封德彝馬屁沒拍成，鬧了個灰頭土臉。
後來吧，這首《破陣樂》被改編成了《七德舞》。太宗還覺得不過癮，自己提筆填了一篇“功成慶善舞辭”，編成《九功舞》，專頌文德，與象征武功的《七德舞》相對。因為古有“文洽九功，武苞七德”的說法。
有意思的是，每逢演奏這兩首樂曲，奏到《七德舞》，魏征便“俯首不視”，演到《九功舞》，魏征才抬頭認真欣賞。可見魏征為了支持，也為了不斷提醒太宗，在很多細節方麵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二、戒奢從儉。
唐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時期，尤其是初期，非常注意節製自己的個人享受欲望。
他即位後，住的還是隋朝的宮殿。隋宮本是豪華壯麗的，但曆經十幾年戰火和風霜洗禮，大多有些破舊。當然，住應該還是沒問題的，隻是沒那麼光鮮。太宗就想湊合湊合，先不搞裝修什麼的。
太宗從十六歲便過上了軍旅生活，長年風餐露宿，很年輕就患上了“氣疾”。說是畏涼畏濕，聽著有點像風濕關節炎。貞觀二年，有臣子奏請，為了陛下健康著想，不如先“營一閣以居之”。太宗考慮良久，答複道：朕有氣疾，的確不宜居潮濕之宮，可想到破土動工新建宮室，總覺得靡費良多。昔日漢文帝有起露台的念頭，因為吝惜要耗費十家之產而作罷。朕功德比不上漢帝，花費要是比他多，哪裏是君臨天下，撫愛子民之道啊。
後來，唐太宗還放出宮女三千人，任其嫁娶。為了促進生民繁衍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大概也是為了省錢吧。
作為富有四海的帝王，誰不想過得舒服、豪華點呢？唐太宗也是人，長期實行節儉，未免有鬆懈動搖的時候。貞觀四年，社會經濟有了些好轉，他打算巡行洛陽，便下令修複那邊的乾元殿。
張玄素看到了危險的苗頭，極力勸阻，說經濟尚未完全恢複，不應該急於修飾宮殿，役使百姓。唐太宗聽了有點兒不高興，我平時都那麼摳門了，就修一個殿，你至於這麼激動麼？
張玄素一看主上不采納自己的意見，立馬祭出了一招殺手鐧：陛下要真這麼做，那簡直比隋煬帝還殘暴，人家花錢是因為有錢，您沒錢還要花！
“隋煬帝”三個字對於唐太宗來說，具有咒語般的魔力，他一想到隋亡的教訓，就極力克製自己，下令停工。
總的來說，在自己的自覺和群臣的幫助下，貞觀初年，唐太宗基本沒有修建什麼大型的土木工程。當洛陽發大水，百姓房屋被衝垮時，他還拆掉了洛陽的一些宮殿，把建築材料分發給災民修繕房屋。對洛陽宮被水衝壞的部分，隻稍微清理了一下，並趁此廢棄了明德宮和飛山宮的玄圃院，資助災民。
唐太宗不但自己節儉，還把風氣推廣到整個社會，尤其是貴族、高官階層。當時，第宅、車服、婚嫁、喪葬超越製度者，“宜一切禁斷”。
貞觀初年崇尚節儉的大臣也不少，比如戶部尚書戴胄住的簡直是危房（居宅弊陋），死的時候“寂享無所”。尚書右仆射溫彥博，家貧無正寢。用今天的話說，連個主臥都沒有，死時便在偏屋裏停柩。至於魏征，更不能落後了不是？他家裏沒有客廳。有次生病，太宗去探望他，一進門連連歎息，命朝廷出資給他修修屋子。魏征最後死時，叮囑家人用“布被素褥”下葬。
三、輕徭薄役，恢複生產。
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剛一即位，便免除了天災人禍最為嚴重的六個州的兩年租調（租，田租；調，繳納紡織品），其他地區則免一年。
貞觀元年二月，下詔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未成家者，由官府出麵給他們速配，“以禮聘娶”。實在窮得結不起婚的，官府責成鄉裏富人和親戚資助。裸婚的同誌們，羨慕吧？
二年三月，太宗拿出自己的私房錢（宮中資財），幫助百姓贖回以前因饑荒而賣掉的孩子。
每當發生自然災害時，太宗就派出特使賑濟災民，根據具體情況安排饑民到豐區就食。盡管救濟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但百姓很少有什麼怨言，沒因為天災、饑荒鬧出治安事件。
唐初修建了不少促進農業的水利工程，比如：高祖武德年間，同州治中雲得臣便在韓城從龍門引黃河水，灌溉六千餘頃田地；貞觀七年，太宗在夏州朔方開鑿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灌溉麵積二百餘頃；貞觀十年，汴州陳留縣令劉雅開觀音陂，溉田百頃；貞觀十一年，揚州大都督李襲譽在江都引雷陂水，築勾城塘，灌溉八百餘頃，等等。
貞觀初年，國家窘困。特別是山東、河北一帶的發達地區，在隋末唐初的混戰中，遭受到嚴重的破壞。直到貞觀六年，這裏仍可見荒涼凋敝的景象：“萑莽巨澤，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
唐太宗通過推行均田製和租庸調製，並身體力行推廣節約的風氣，使得遭受破壞的國家經濟得到了大幅度的恢複。貞觀八九年間，唐朝首次出現了百姓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社會景象。到貞觀十六年時，太宗普查物價，發現主食粟米的價格為一鬥五錢，而特別富饒的地區僅為一鬥三錢。
據史書記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一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當時，社會治安情況好到難以置信。拿貞觀三年來說吧，全年全國判死刑者僅二十九人，幾乎實現了封建社會法製的最高夢想——“刑措”。即可以把刑律放在一邊不用，因為用不著。當然，唐朝的法律是十分完備的，貞觀元年正月，唐太宗命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本著“用法務在寬簡”的立法原則，參照隋朝《開皇律》、《大業律》，對本朝的《武德律》進行修訂和完善。這項工作共耗時十年，修成時改稱《貞觀律》，又稱《唐律》。
話說回來，單就物質水平來講，貞觀年間未必超過隋朝大業初年的繁華景象，也許還不如。按人口這個硬指標來看，大業極盛時期，全國人口多達九百萬戶，四千六百多萬人。而唐初僅剩下三百多萬戶，直到武則天末期，曆經七十年休養生息，也隻恢複到三千七百多萬人。
再從社會穩定來講，從隋文帝後期到隋煬帝前半段，隋朝基本沒有什麼大的對外戰爭，一派歌舞升平。而貞觀時期，大型對外征伐屢次發生，武德年間就更不用說了。
再從風調雨順來講，整個貞觀年間的自然災害，比隋朝大業年間隻多不少。據史書記載，貞觀元年六月，山東諸州大旱；八月，關東、河南、隴右諸州遭受霜凍，關中大饑（無糧為饑，無菜蔬等為饉）；二年，天下蝗災，河南、河北霜凍；三年，關內諸州旱，天下大水；七年八月，山東、河南三十州大水；八年七月，山東、河南、淮南大水，隴右山崩……總之連年鬧災，一直持續到貞觀十三年，太宗執政期已過去一大半的時候。
貞觀之治，其實遠遠沒給百姓帶來物質極大豐富，娛樂多姿多彩的生活。換言之，貞觀年間不是一個能夠花天酒地，夜夜笙歌的時代。
可為什麼貞觀之治能夠得到那麼高的讚譽？憑什麼說這個時期千古未之有也？
也許你可以擺出很多理由，而作者想得很簡單，因為貞觀是一個樸實、正義和追求崇高理想的年代，是一個少年般的朝氣時代。它一掃兩晉南北朝那頗有點犬儒主義的浮華、荒誕氣氛，它推崇一切積極向上的東西，它不會嘲笑你的憂國憂民和胸懷天下是“偉光正”式的裝逼。
無常的突厥人。
唐太宗登基後，工作重心從開國轉移到守成，用心推行文治，但縱觀他一生，始終和沙場征戰有著宿命般的糾纏。貞觀年間，唐朝依次取得了對東突厥、吐蕃、吐穀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麗、龜茲用兵的勝利，為大唐近三百年基業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讓我們先把時鍾倒撥回武德七年八月。
你應該記得，那時東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曾舉國入寇唐朝，騷擾忻州、並州、綏州，進逼豳州，強烈地驚動了長安，以至於高祖動起了遷都的念頭。在秦王李世民的勸說下，才放棄了這個想法。
話既然說出來了，秦王少不得再赴沙場，領兵開進豳州，與突厥部隊遙相對峙。八月十二日，突厥兩位可汗帶領一萬多精騎兵繞道豳州城西，在五隴阪擺開軍陣。唐軍將士因在連日秋雨中跋涉而疲憊不堪，軍用器械也多有損壞。見此情景，人心不禁動搖，驚恐不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