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歐洲政策的成因
梳理英國的歐洲政策，不難發現一條貫穿始終的曆史脈絡：盡管是丘吉爾最早提出了“歐洲合眾國”概念，但英國並未成為歐洲共同體的創始成員國；盡管經過數年的觀望和猶豫之後最終加入共同體，但英國保留了諸多“例外權”；從將英國帶入歐洲共同體的麥克米倫首相開始，到今天的卡梅倫時期，無論哪個政黨執政，英國與歐洲的關係總是在猶豫、懷疑和進退兩難之中蹣跚前行。這樣看似矛盾的英國歐洲政策，其背後則有著明晰的邏輯，即英國曆史上形成的疑歐主義與現實主義外交傳統。
英國的“疑歐主義”傳統由來已久，其孤懸海外的島國位置、與歐洲大陸交往的曆史，及其曾經引以為傲的世界霸權與“光榮孤立”，都塑造了英國特定的利益觀和安全觀，並導致對歐洲大陸的疏離感與不信任。與此同時，英國又是一個信奉現實主義（又稱“實用主義”）外交的國家，這一點決定了英國在實力逐漸下降的情況下，審時度勢，適時調整外交戰略，在盡可能保證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向歐洲回歸，並最終加入歐洲共同體。疑歐主義使英國遠離歐洲，而現實主義又讓英國不得不留在歐洲。這樣兩種相反力量的總和最終結果就是英國與歐盟的“若即若離”。然而，反過來，如同加入歐盟是出於現實主義、而非情感或理想主義的考慮一樣，在是否退出歐盟的問題上，它也會同樣予以現實主義的考慮，而不會感情用事。
因為，在實用主義的考量中，利益是永恒的、置於首位的因素。
英國19世紀著名的帕麥斯頓勳爵曾有句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隻有利益是永恒和不變的。”這幾乎是英國外交政策“教科書”式的指導方針，對於利益的衡量，也正是決定英國歐洲政策的最重要原因。
在經濟方麵，英國的首要利益是推動並保證自由貿易。英國是傳統的貿易大國，其貿易活動早在其殖民擴張時期便擴展到了全世界。盡管二戰以後，英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有的份額有所下降，但它目前仍是世界上第五大貿易國。貿易是推動英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之一，其商品和服務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從地區流向來看，歐盟國家是英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與歐盟國家的貿易占其貿易總量的50%以上。英國10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有8個為歐盟國家。同時，在就業方麵，有350萬個崗位與英國的對歐貿易有關[3]。而在投資方麵，歐盟既是英國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來源地，也是英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因此，毫不誇張地說，歐洲單一市場與英國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是英國在歐洲的最重要利益，因而也是英國留在歐盟的最大理由。為此，英國強烈支持在歐洲範圍內實現最大程度的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不遺餘力推動單一市場的深入發展，同時又不希望歐盟製定過多的規則，特別是反對歐盟在稅收政策、工業標準和社會政策等方麵進行協調，也反對增強歐盟超國家機構的權力。
這一點與英國的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相輔相成。該理念也正是隨著其殖民擴張和全球貿易活動而產生的。盡管先後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在每個階段，對於市場和國家作用的理解也不盡相同，但“自由主義”的內核一直沒有改變，特別是始自20世紀70年代的“新古典自由主義”[4]，由於撒切爾夫人的大力推崇而成為至今仍在英國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理念。該理念強調市場的作用，認為市場是合理配置經濟資源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力量，主張市場是完全的自由競爭，反對國家過度幹預市場經濟行為，特別是對勞動力市場的管製，並且反對諸如壟斷和補貼等手段；在國際領域則主張自由貿易和全球化。
從政治方麵來看，英國的核心利益包括，最大程度保持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本國的獨立性，盡最大可能維持歐洲國家之間的均勢，防止任何一個國家獨大。加入歐共體的原因正是一方麵希望借助集體的力量提升英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同時通過對歐盟的決策施加影響，來牽製其他國家。然而，退出歐盟就意味著它將失去這種影響和牽製，必將削弱英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因為今天的英國已今非昔比，隻有留在歐盟內部才有可能發揮超出其自身能力以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