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政治危機發展態勢
和各國麵臨的挑戰
席卷中東的政治危機已曆時兩年多，且尚未終結。雖然彰顯了民意，但目前的現實距離民眾的訴求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在有的國家，民眾提出了“二次革命”的口號，而有的國家仍處在戰亂之中，中東國家依然麵臨著諸多嚴重的挑戰。
敘利亞戰亂及其外溢效應。敘利亞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敘利亞原本就是一個充滿教派紛爭、種族和部族矛盾的國家，而阿薩德家族借助組織嚴密的複興黨、軍隊等強力機構牢牢掌控著國家，保持了數十年的穩定；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中東政治危機堅持要推翻巴沙爾政權，為此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和反政府武裝；反政府勢力則派係繁多，既有主張和平鬥爭的，更有力主暴力奪權的（目前後者占上風），在反政府軍事力量中不僅有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甚至還有基地組織成員，各種力量還得到國外勢力的支持。雖然戰亂已經持續了近兩年，但如果沒有西方國家的直接軍事幹預，巴沙爾未必就能倒台。由於2014年敘利亞將舉行總統選舉，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太可能“等不及了”而冒戰爭的風險。目前，敘利亞已經成為中東政治漩渦的中心，其外溢效應必將影響阿以衝突、黎巴嫩局勢、庫爾德問題、伊朗核問題、伊拉克局勢等重大問題。
埃及局勢與教俗勢力之爭。埃及總統穆爾西執政後，雖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卻多次引發民眾和司法係統的抗議。2013年以來示威遊行的規模進一步擴大，示威民眾稱穆爾西為“新法老”也隻反映出一麵，而另一麵是“伊斯蘭長老”。穆爾西與埃及民眾的衝突不僅僅是政治訴求的差異，它折射出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在國家治理觀念上的衝突。實際上，埃及的衝突也是中東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衝突的縮影，在中東頗具代表性。伊斯蘭教承載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即宗教與非宗教功能尚未分離[6]。 實現政教分離不僅是一般宗教發展的基本規律，也是世界各國發展進程中的必由之路，當然也是中東國家步入現代化必須解決的曆史命題。目前中東各國伊斯蘭力量的發展則預示著中東教俗勢力博弈的長期性和複雜性。
君主製國家可能成為下一輪政治危機衝擊的目標。與共和製國家相比較，君主製無疑是相對落後的政治體製。此次中東君主國能夠幸免，原因是多樣的：石油高收入國家采取高福利政策；“食利國”（Rent State）對大批外來勞工實行嚴格監管政策和定期“輪換”政策；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保持著良好合作關係，並得到這些國家“有選擇性幹預”的保護。海灣石油富國甚至還向巴林派出了軍隊與巴林政府聯手鎮壓了遊行的民眾，保衛了海灣地區的君主製國家。但這些都無法改變其政治製度的落後性。如果君主製國家不采取相應的政治變革、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那就不可能永遠這樣幸運了。
中東各國麵臨的嚴峻挑戰。首先，解決社會財富合理分配問題和監管機製缺乏及腐敗問題。中東國家的基尼係數並不算太高，但也存在如何合理分配財富的問題。而缺乏監管、濫用公權和腐敗問題是中東國家的普遍現象。[7]這不僅是引發中東政治危機的動因，更是各國在製度建設層麵的長期、艱巨任務。其次，加強民族國家認同與民族國家建設。消除中東國家普遍存在的教派紛爭與種族和部族矛盾，避免由於“認同差異”引發衝突和產生“離心力”，成為分裂主義和動蕩的策源地。黎巴嫩“教派分權”、困擾多國的庫爾德民族問題等表明民族國家建設的任務仍很艱巨。再次，政治合法性與繼承危機問題。這絕不是政治領袖個人的去留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問題，即如何從製度層麵保持權力平穩過渡和政策的連續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多數國家的政治合法性都將逐步由傳統向現代化過渡，最終建立現代法律體係。
結 語
“和平、發展、民主”是當今世界的潮流，也是絕大多數民族國家建立之後，政治、社會、經濟循序漸進、遞次發展的基本規律。民主的大廈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有堅實的經濟發展基礎，而和平與穩定則是前提條件。簡言之，沒有和平與發展，民主就隻能是虛幻的海市蜃樓。毫無疑問，現代民主政治體製的建立絕不是僅靠熱情與衝動和上街遊行幾次就能實現的。中東現代民主政治體製建設有賴於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和一係列法律製度的建立和實施。所以，中東國家距離建立起現代民主政治體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係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魏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