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政治危機的後果和影響
盡管中東這場政治危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革命，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麵性。這場政治危機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其代價是十分昂貴的、且負麵影響更大。中東政治危機造成的諸多後果和影響遠不是這篇短文可以囊括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幾點。
——彰顯要求改善民生、推進民主的民意。中東國家大規模的民主革命當然不會在一夜之間形成，其孕育、發展必然要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此番政治危機的積極意義就在於：使民眾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政治參與熱情，為未來的民主革命積蓄能量。
在此次政治危機中，幾乎各國都有十多萬到幾十萬人先後走上街頭，卷入了示威遊行的浪潮中。盡管參加示威遊行的民眾來自不同的階層、有著不同的背景、既沒有什麼嚴密組織、訴求也不盡相同，但都表達了要求改善民生、要求變革、反對專製的民意，對各國政府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衝擊。突尼斯總統本·阿裏執政24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執政30年，但當民眾走上街頭要求變革、要求民主時，他們也被淹沒在民眾政治訴求的洶湧浪潮中，不得不放棄權杖。盡管突尼斯、埃及發生巨變有多種原因，但民眾意願的衝擊無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東國家在經曆這場政治危機之後，各國民眾表現出的民意和對民主政治的訴求，以及在政治生活的作用，是任何統治者都無法忽視的問題。
——伊斯蘭力量乘勢崛起有其必然性。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東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仍是比較落後的（少數石油富國也隻是靠出口原料過上了富足的生活），求新求變、期盼更美好的生活是各國民眾的普遍心態。由於多種社會曆史原因，中東國家的公民社會並不發達，除執政黨外，其他政黨和政治組織不甚發達；與此同時，伊斯蘭教在中東地區則是無處不在、根深蒂固的。所以，無論是統治者還是反政府勢力都在借助宗教的力量。也正因為如此，當世俗的民族主義政權被推翻、出現權力真空之後，伊斯蘭力量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遇。伊斯蘭力量憑借其自身深厚的宗教傳統、在民眾中的廣泛影響和獨特的社會組織和動員功能，不僅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等政權更迭的國家能夠執掌權柄，在其他中東國家也同樣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當然，這一現象並不意味著中東社會發展必須走伊斯蘭複興帶動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模式，但也反映出中東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複雜性，加劇了日後教俗之間的矛盾衝突。
——美國等西方國家采取了新的幹預方式。殖民主義似乎是一種早已遠離現今社會的國際壓迫，但是弱小國家仍在“被賣出買進”，仍在被大國隨意操縱、幹涉。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影響和在中東國家政治危機中“推波助瀾”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西方幹預理論的支持下，歐美等西方國家利用中東形勢適時推出了新的幹預模式，為其所用。先是利用新媒體（手機+互聯網）散布消息、鼓動民眾走上街頭，形成對政府的壓力；而後再進行有選擇性的幹預，以達到自身的目的。到目前為止，西方的這種幹預模式對實現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目標還是有效的，以較小的代價實現了戰略目標，頗似美國國務卿希拉裏提出的“巧實力”運用。2011年西方國家發動“利比亞戰爭”，創立了冷戰後幹預、顛覆他國的“利比亞模式”。雖然已經推翻了卡紮菲政權，但戰後利比亞形勢並不樂觀，也沒能建立起新的有效政府，利比亞已陷入新的動蕩之中。在顛覆敘利亞過程中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留下了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破爛攤子，反對派武裝與政府軍的衝突、戰亂仍在繼續。大國粗暴幹預破壞了中東國家自身社會發展進程，具有極大的破壞力，其負麵影響將長期作用於中東地區。
——政治危機使各國政局動蕩並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和恐怖主義泛濫。目前中東國家處在社會發展的“轉型期”本身也是矛盾集中爆發的時期，而持續兩年多的政治危機則進一步加劇了局勢動蕩。動蕩局勢不僅使社會不穩定，還直接導致相關國家經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早在2011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報告就顯示[3]，中東地區安全局勢發生的重大變化不僅導致國際油價飆升，並給受影響的國家造成至少55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目前為止，就是按照保守的估算，經濟損失也要超過上千億美元，還不包括外資投資、旅遊等方麵的損失。此外，在局勢動蕩和戰亂的國家還造成了大量人員的死亡，例如敘利亞戰亂不僅造成近百萬難民流離失所[4]，還使約7萬人喪失了生命[5]。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西方國家對中東政治危機“有選擇性的幹預”還導致流血衝突頻仍、暴力肆虐、恐怖主義泛濫。目前中東國家局勢動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於極端宗教主義、種族和部族勢力以及基地組織參與到與相關國家政府對抗的戰亂中所導致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毒瘤，一旦擴散就將形成比經濟停滯等社會問題更難解決的痼疾，形成對中東社會乃至中東以外地區的負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