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招，指名道姓，擺弄數據。報告點出中國部隊的番號和詳細駐地，並提供數據和細節作“支撐”。
第二招，技術指控，駕馭“科學”。報告提出了指控的技術證據：即大量網絡攻擊使用了在中國上海注冊的IP地址。
這兩招的玄妙之處在於，雖然了解網絡安全知識的人可以看出其中含糊不明之處。比如，專業黑客很少直接使用自己的電腦發起攻擊，而通常是控製許多第三方電腦後形成“僵屍網絡”再展開攻擊。如俄新社IT觀察家伊萬·沙德林所指出，網絡攻擊來自某國境內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因為黑客完全可以使用設在中國的代理服務器進行攻擊，無論他身在伊斯坦布爾、莫斯科還是美國本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服務器可能隻是跳板。但是對於不假思索的媒介和公眾來說，披上了“數據”、“科學”外衣使這一指控看上去卻頗具“合理性”。
第三招，撲朔迷離、含混表述。與以往的曝料相比較，Mandiant報告雖然依舊沒有指明網絡攻擊的具體目標和所指控的工作人員的實際數據，但辯稱被攻擊公司涉及從信息技術、電信、航空到能源等英語國家的眾多行業，涉及的信息包括並購細節以及高級員工的郵件等，並推測製造攻擊的工作人員可能有數千，他們精通英語與電腦編程和網絡。特別是提供了幾位黑客的個人資料。
這一招把“黑客”所能造成的普遍性“侵犯事實”通過“推測”和“可能”性臆想，變成對中國軍方的指控。比起那種想當然的表達方法看上去更“真實”些，也更巧妙，更易引發現實效果。這是廣被西方認可的一種報道妙招，也反映了中西方報道理念對“客觀性”原則理解的大不同。
二、媒介與政府：同聲同氣、配合默契
Mandiant公司此次針對中國發出“網絡黑客攻擊”的指控，同前幾次一樣，很快就得到了美國《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媒體及其出版商的支持，這再一次暴露出美國媒體與政府“小罵大幫忙”的默契配合。
《紐約時報》1月30日稱，報社電腦持續遭中國黑客攻擊。31日，《華爾街日報》的出版商道瓊斯公司也宣稱“中槍”。而《華盛頓郵報》2月初也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合唱”，稱2011年的一次網絡攻擊“可能”是中國黑客所為。
與此同時，政府方麵高官更是頻繁表態，聲稱美國是互聯網安全問題的受害者。美國國土安全部長納波利塔諾2月15日則指責，伊朗、俄羅斯、中國是針對美國網絡攻擊的三大源頭。而最新一份美國國家情報評估報告稱，中國是最強力地尋求滲入美國商界和機構的電腦係統以獲得經濟信息的國家。
無論是“穀歌事件”、所謂“網絡冷戰”，還是“黑客攻擊”事件，每有企業揭發行動出現，美國的主流媒體便一改其慣常向世界新聞界所倡導的“真實”“客觀”“公正”的說法，隨聲附和唯恐不及。或直接站出來表達對本國政府的支持，或幹脆先扣帽子對旁人評頭論足一番，再加以“民主”“自由”“安全”等堂而皇之的說法掀起輿論，為政府對外政策的實施尋求合理化依據。在政策出台之際，媒介在企業和政府之間巧妙地扮演了證明人、支持者、動員者的形象，主導輿論，起到傳遞解釋政策、化解不同意見的作用。每當國家利益在前，即便缺乏明顯證據，也不會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對政府說一聲“不”，這正是美國媒介的處事原則。無怪乎連美國總統約翰遜都曾發出慨歎：“記者是木偶， 完全聽命於在後台牽線的最有權勢者。”
三、迎合西方社會心理，抓取社會公眾“興奮點”
美國企業和媒體深諳他們所麵對公眾的接受心理，他們的“好奇心”和“興奮點”——不論什麼問題，隻要一觸及不同於西方意識形態下的“自由”和“民主”，隻要與“私人利益”“自由精神”一扯上關係，必定引發美國民眾共鳴、支持，以及西方輿論的應合。即便是事後查無實據，當事件來臨時，社會躁動的心態也按捺不住。
“黑客”本身就已使人心存芥蒂，更不消說，“黑客攻擊”來自於“中國”、“軍方”。這種說法與以往美國國會所謂“中國壓製互聯網言論自由”“封鎖民主聲音”等種種指責相配合，在美國社會心理層麵，輿論激蕩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