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興盛原因
邵氏的新派俠義動作片在20世紀60年代能夠快速發展，究其原因，電影自身製作精良和主創們的新人號召力是一個重要的方麵，而探尋其實質，則是當時時代大背景的推動以及很多外力的因素合力造就的產物。
更深度地探尋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因為邵氏對於當時香港的民眾需求以及對時代背景的準確把握。在20世紀50年代，正是香港社會在各方麵影響下動蕩不安的時期，此時，民眾麵對現實普遍鬱鬱不安。而重工業的飛速發展亦改變不了普通民眾生活水平普遍較低、住房短缺、物價飛漲、大量的外來人口湧入等等一係列問題。與此同時，香港還麵臨著更多的暴亂，如1965年的民眾遊行示威，以及1967年的工人罷工暴亂，政府一味地鎮壓等等的許多事件，都鮮明地反映出當時的香港正處於劇烈的動蕩不安的時期。而在其後的60年代，這種情況繼續惡化，在1965年中國內地開始的“政治運動”的影響和鼓動下，對現實生活有著強烈不滿的香港普通民眾紛紛走到大街上，參與香港社會上的一些暴亂，以期能在這個過程中找到屬於自我的價值。而這種憤世嫉俗的情緒，需要一個適合的方式去宣泄，而新派動作劇通過其中刺激的暴力場麵成了那些渴望建功立業、熱血沸騰、逃避現實鬱鬱不得誌的年輕人重要的精神依托。1967年的《獨臂刀》就是這種現狀最有力的印證。在1968年的6月，電影首映，正好是當時的工人罷工暴動時期，工人激烈反抗，鮮血遍地，當時的軍警在政府做後台的情況下暴力鎮壓。而在之後的8月，來自北京的幾萬名紅衛兵聲勢浩大地聲援香港抵製英國，香港到處都是流血事件、示威暴亂以及人民群眾衝突。即使在這樣一個到處都是動亂和暴力的時期，去觀影的人反而呈現一種飛速上升的趨勢，最終以百萬港幣的票房奇跡完美收官。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批的“新型古裝小說”如雨後春筍一般源源不斷地出現，這些小說讓新型古裝片的製作有了豐富的文學內涵。1952年，梁羽生的古裝小說《龍虎鬥京華》在香港的《新晚報》上刊登，標誌著“新型古裝小說”登上了小說發展的曆史舞台。在其後，更有金庸、古龍等許多作家對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使其更加具有時代性、題材的多樣性、情感的豐富性以及敘事背景的完整性。新派俠義小說的主要代表作品有金庸的《倚天屠龍記》《射雕英雄傳》，古龍的楚留香係列、《蕭十一郎》，以及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白發魔女傳》等。這些優秀的作品極大地豐富了新派俠義小說的內涵。而其中特點最鮮明的是金庸的中西貫通、學富五車的作品以及古龍的懸念迭起、風格複雜多變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成了電影製作人競相追逐的對象。他們的古裝小說大都被多次改編後又被一次次成功地演繹。在新派俠義的世界中，這些來自各個階級、各個行業的所謂“江湖”其實是香港社會的另一個縮影，而其中擁有到處行俠仗義的“大俠”也成了香港民眾內心崇拜的英雄，尤其是這種行為被戴上了正義合法的光環，這更讓在現實中受到政府的壓製無法排解的普通香港民眾認同了這種以暴製暴的反抗方式。而邵氏動作電影則準確地把握了這種社會現象，通過直觀的動作場麵在銀幕上為觀眾呈現出了他們心中對於暴力場麵的想象。由於之前一些電影動作簡單粗暴，令一些觀眾感到意猶未盡，所以香港的影視業此時更需要另外一種形式的動作電影。
最後，從電影類型來講，動作片具有複雜的鏡頭切換、快速的人物運動，還有多種多樣的動作變化，是及其符合製作電影的根本目的。而邵氏新型古裝片在其電影的製作中加入了男性的陽剛力量、以暴製暴、直接的血肉搏鬥等一係列元素，很容易被不同的群體所接受。對於20世紀60年代文藝片、黃梅戲曲片以及粵式神怪古裝片在香港肆意泛濫的時代，新型古裝片的出現是當時影壇的一縷清風。在同時期的世界影壇上，動作片也是主流，而在世界主流趨勢的影響下，邵氏公司的高管和導演紛紛建議邵氏應該取材於中國的傳統民間故事，賦予其更為深刻的文化內涵，製作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動作片。這些外在條件促使了邵氏的成功，但最為重要的因素是邵氏眾多才華橫溢的全體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一大批優秀的導演與動作明星的強強配合，以及很多優秀動作指導對動作、場景、道具的把握使邵氏的作品水平日漸增高，受到廣大民眾的認可和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