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官刻本刊印規模很大，有些書有多種不同版本，如世俗著作《音同》《貞觀玉鏡統》《聖立義海》等。佛經則有西夏文《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大乘聖無量壽經》等五六種版本之多，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等也均有多種版本。
西夏官刻本印數也是驚人的。如崇宗乾順於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印行《大乘聖無量壽經》一萬卷；仁宗仁孝於天盛元年（1149年）刻印《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和《頂尊勝相總持功德依經錄》一萬五千卷；天盛十九年（1167年）仁宗仁孝為皇太後去世一周年而印行《佛說聖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發願文記載，“……於皇太後周忌之辰，開板印造蕃漢共二萬卷……”乾祐十五年（1184年）仁宗於本命之年（60歲）印施蕃漢文《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禦製發願文記載，“仍敕有司，印造斯蕃漢五萬一千餘卷，彩畫功德大小五萬一千餘幀……”5年後，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宗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時，在《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發願文中記載“散施蕃漢《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十萬卷，漢《金剛經》《普賢行願經》《觀音經》等各五萬卷”。一次印行佛經達25萬卷之巨，其規模之大是寧夏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仁宗剛剛去世，桓宗天慶元年（1194年）皇太後羅氏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發願文中說：“請工令刻此經，印蕃一萬部、漢二萬，散施臣民。”在仁宗去世一周年之際，即桓宗天慶二年（1195年），“皇太後羅氏慟先帝之遐升”，發願在3年內“興種種利益”，包括“散施八塔成道像淨除業障功德共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六幀，蕃漢《轉女身經》《仁王經》《行願經》共九萬三千卷”。從以上記載來看，西夏的官刻規模之大令人驚歎。
史存還有一些西夏官方組織抄寫佛經的資料。西夏文《佛說寶雨經》卷首有一木刻印記，上有西夏文5行，譯文為“大白高國清信弟子皇太後羅氏新寫全增蕃大藏經契一藏，天下慶讚，以入寺內經藏中，當作為永遠誦讀供養”。西夏晚期曾以羅氏皇太後名義命人抄寫整部西夏文大藏經。在西夏中期已抄錄、譯成西夏文大藏經3700多卷，後期更多。這是官方組織的一項龐大工程。
2．坊刻。史存私家作坊刻印的記載很少，僅可尋到點滴蹤跡。刊行於乾順正德六年（1132年）義長校勘的西夏文《音同·跋》中載：“今蕃文字者，乃為祖帝朝搜尋。為欲使繁盛，遂設刻字司，以蕃學士等為首，雕板流傳於世。後刻工印匠不［曉］（疑為漏字）事人等因貪小利，肆開文場，另為雕刻。彼既不諳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麵首尾顛倒，左右混雜，學者惑之。”這段話說明有些刻工印匠為了牟利，翻刻了西夏刻字司刊印的《音同》出售，亦說明西夏在公元1132年前已有“私人刻坊”的出現。另外，西夏文、漢文音義對照《番漢合時掌中珠》有一個重印的版本，其封麵題漢字書名，書名下有2行小字，現存6字：“茶坊角麵西張”。據此推斷，這部書可能是一張姓人所開作坊刻印的。
3．私刻。史存私人刻印的書籍為數不少，但多為佛教典籍。有一本諺語格言集《新集錦合道理》，是在仁宗乾祐十八年（1187年）由褐布商蒲梁尼刊印的。這是西夏存世書籍中唯一的一本寫明私人刊印的世俗著作。而私人發願刊印佛經卻屢見不鮮，有官員、僧侶，也有平民。如天盛十九年（1167年）太師上公總領軍國重事秦晉國王任得敬因“疾病纏綿，藥石無效”而發願刻印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平民發願刊印的如天賜禮盛國慶五年（1073年）陸文政為報父母之德而發願刊印的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天盛四年（1152年）梁吉祥為報聖帝和父母之恩而刻印的西夏文《佛說父母恩重經》；乾祐十五年（1184年）袁宗鑒等17人“重開板施印”的漢文《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佛陀羅尼經》等。僧人發願刊印的就更多了，如大安十年（1084年）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守瓊印行的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天盛四年（1152年）僧人、西安州歸義劉德真發願刻印的漢文《注華嚴法界觀門》；乾祐十六年（1185年）僧人智通印行的漢文《六字大明王陀羅尼經》；乾祐十九年（1188年）尼僧訛布慧度印行的西夏文《佛說聖星母陀羅尼經》；天慶三年（1196年）尼僧張羅訛發願印行的西夏文《大密咒受持經》等。現已發現私人刻印的佛經約有10多種，至於私人發願抄寫佛經的就更是不可勝數了。
第三節明清及近現代圖書出版業
寧夏在明清及近現代時期的圖書出版亦屬於“圖書刻印時期”。近現代的寧夏因地處邊塞、政局混亂、經濟凋敝、文化落後，現代圖書出版業並未在此產生和發展。依據現存史料，可將明清及近現代的寧夏出版發展分為3個階段：“慶藩刻書”、“明清方誌的編纂及刊印”和“現代出版業的停滯”。前兩個階段各具特色，在寧夏出版史上均占據著重要地位。
一、明代“慶藩刻書”
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諸子到各地為藩王，稱為“就藩”，其府第稱“藩府”，簡稱“某藩”或“某府”。各藩府刻書甚多，且質量極佳，世稱“藩府本”。藩王府刻書是明代刻書的一大特色。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封其十六子朱旃為慶王，就藩寧夏。“寧夏慶藩刻書”亦稱“慶府刻書”。慶府不但刊刻自己編著的書籍，還翻刻曆代名著。藩王本人喜自稱道人，如朱旃稱“凝真子”，藩府刻書還喜用堂、軒、學院等名，朱旃就曾用“凝真軒”之名。慶藩刻書在寧夏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慶藩刻書的記錄，最早見於［弘治］《寧夏新誌》（以下簡稱《弘治誌》）。此書為寧夏籍戶部郎中胡汝礪所修，刊印於弘治十四年（1501年）。該書《卷二·經籍誌》中載慶府有板的書12種。有板即為慶府所刻。另見明代周弘祖撰寫的《古今書刻》，此書刊於何年已無記載，但周弘祖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進士，估計此書著於嘉靖末（1566年）或隆慶年間（1567年～1572年），比《弘治誌》晚六七十年。此書上編載有明代各地刊刻的書籍，在陝西條下有寧夏刊書1種，慶府刊書13種。
據考證，慶府刻印自己編著的書約為9種，翻刻曆代的書約為11種，共刊印書籍約為20種，另有佛經1種。據張秀民先生《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記載，從40多個藩府刻書數量來看，慶府刻書僅次於弋陽、蜀、寧、周、楚五府。明代藩府刻書始於洪武末年，有年代可考者，最早是朱旃的《文章類選》，刻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慶府諸王都十分重視刻書，安塞郡王朱秩炅“人有古今書，輒捐金購之，繡梓與遠近學者”。明代方誌記載，慶府設有“工正所”，管理工匠300多名。當時手工業已很發達，工匠已有60多種，其中有“刊字人”“紙匠”等與刊印有關的工匠。慶府有眾多的工匠，也有刊印工場和熟練的刻工。如《飲膳正要》一書，其中有130多麵插圖，圖中有人物、動物、植物等，刊刻難度較大，可見當時刊印水平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