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至唐末五代，在今寧夏地區已大量出現寫本、抄本等早期著作。可惜的是，至今仍沒有發現這一時期留存下來的帛書、竹木簡冊、寫本、刊本等各種形式書籍的實物。但從現有的出土文物及史料來看，這一時期寧夏確實與中原地區一樣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早期書籍。1973年在寧夏固原城西郊東漢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鬆塔墨”。有墨即是存在寫本、抄本等早期書籍的明證。東漢皇甫規在家鄉安定朝那縣，以詩、易教授門徒300餘人，積14年之久；東漢梁竦回到安定烏氏縣，曾“以經籍為娛”；皇甫謐在安定朝那“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為務，手不輟卷”，可見當時安定朝那、烏氏（即在寧夏固原市周圍）一帶的文化頗為發達，竹簡、木牘、帛書、寫本等各種形式的早期書籍在這一地區流傳是可以肯定的。至於雕版印刷術，除具備“紙、墨”等必要條件外，還積累了印章製作、印陶技術、石刻、木刻以及碑刻拓印等方麵的經驗，才得以逐步產生。寧夏出土的文物，有先秦的青銅銘文鼎、銘文戈，漢代的朝那銘文鼎、銘文方磚、碑刻、伏波將軍馬援的印章和新莽時期的大泉五十鑄錢銅範以及隆德縣出土的同一時期的泥沙混合貨泉陶範上的陰刻反體文，說明寧夏在這一時期已具備了產生雕版印刷的條件。但是否已出現雕版印刷品，尚待進一步考證。
第二節西夏時期圖書刻印
西夏王朝時期是寧夏圖書出版史上的輝煌時期。西夏的圖書刻印和明清及近現代雖同屬“圖書刻印”的曆史時期，但為準確而充分地反映寧夏出版發展史的特點和西夏文化的特色，故將西夏時期的圖書出版作專節進行記述。
西夏是以黨項族為主體，在我國西北部建立的一個封建王朝。西夏王朝建都興慶府（今銀川市），先後與宋、遼、金王朝鼎足而立，從元昊稱帝（1038年）到被蒙古滅亡（1227年）立國長達190年之久，共傳10帝。西夏王朝鼎盛時期，疆域包括今寧夏全部，甘肅省大部，陝西省北部及青海、內蒙古的部分地區。
西夏文化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同時黨項民族的文化也在西夏王朝得到弘揚。
中原文化對開國之君李元昊影響至深。在西夏建國前後，其對“儒、釋、道”等各家文化的學習、借鑒、吸收是十分突出的。西夏從建國前的李德明時期起，經景宗元昊、毅宗諒祚至惠宗秉常天賜禮盛國慶四年（1073年）止，前後6次向宋朝獻馬求賜大藏經。德明曾向宋朝請求頒賜《儀天曆》，元昊於天授禮法延祚八年（1045年）在境內實行宋朝頒賜的《崇天萬年曆》，西夏毅、惠、崇、仁等四朝都極端推崇儒家文化。諒祚慕中國衣冠，去“蕃禮”，行“漢禮”，並向宋朝求賜太宗禦製詩章隸書石本以及《九經》《唐史》《冊府元龜》。乾順帝曾下令在原有“蕃學”之外，建立“國學”，教授漢學。仁孝時期是西夏儒家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仁宗在州郡普遍設立學校，在皇宮中設立“小學”，培養皇家宗室子弟，尊孔子為文宣帝，令州郡建孔廟，還開始仿宋製實行科舉，又設立“童子科”。
西夏在積極吸取儒家文化的同時，又注重提倡本民族文化。開國皇帝元昊在建國前命“多學識、諳典故”的名臣野利仁榮等，借鑒漢字的形體，創製了西夏文字，並尊為“國字”。建國後設立“蕃字”“漢字”兩院，“凡中國藝文誥牒盡易蕃書”，西夏文在國內迅速推廣。此後，西夏曆代用西夏文字翻譯了大量儒、釋經典，並編纂西夏文辭書、詞典，創作詩歌、編輯諺語，留下了大量的西夏文獻。西夏王朝還注意吸收吐蕃、回鶻等周邊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西夏文化在吸收漢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廣取其他民族文化之長，又極具民族特色，其文化豐富多彩，極具特色。但是，由於正史編修者以“其非正統”的偏頗史觀未修西夏專史，僅在《宋史》《遼史》和《金史》中附有簡單的《西夏傳》，因此，史存的西夏文化資料甚少，對其書籍出版業更是所著甚微。直到20世紀，西夏文獻在內蒙古黑水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寧夏靈武、銀川、賀蘭及甘肅武威等地相繼大量出土，西夏文化，特別是西夏書籍出版業多姿多彩的麵貌才逐漸呈現在世人麵前。
從出土的西夏書籍來看，西夏的出版業十分發達，並且是在較短的時期內發展起來的。西夏雕版印刷始於何時，現已無可考證，但從現存的文物來看，在西夏惠宗秉常時期（1068年～1086年）已出現了雕版印刷的書籍。經過短短的數十年，到西夏仁宗仁孝時期（1140年～1193年），圖書刻印已非常繁榮。究其原因，一是因為與西夏王朝同時的宋王朝已產生了發達的刻印業，宋王朝的刊本通過官方或民間渠道傳入西夏，西夏以此為底本進行刻印，或從中原請來熟練工匠發展刻印業。二是西夏王朝統治的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在唐末五代就已出現雕版印刷品，這從敦煌出土的文獻中可以得到證實，在這個地區可能已有熟練的刻工。同時與西夏相鄰的金朝，其刻書業也很發達。在黑水城出土的書籍中，就有不少精美的宋、金刊本。這些都為西夏刻書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人員及技術條件。三是西夏作為雄居一方的王朝，為推廣其文字，頒行其政令、法律，發展其經濟、文化，就必須大量印製各種文獻書籍。加上西夏舉國上下篤信佛教，佛經的大量刻印為刻書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空間。
西夏王朝十分重視刻書業，在中央政府中設有刻字司、造紙院等機構，並直接管理刻印工場。
西夏書籍的出版有官刻、坊刻和私刻三種形式。
1．官刻。官方組織抄寫、刻印是西夏書籍出版的主要形式。西夏官方刻印機構最晚在西夏崇宗乾順年間（1086年～1139年）就已設立。崇宗乾順正德六年（1132年）刻印的《音同·跋》記載，“設刻字司，以蕃學士等為首，刻印頒行世間”。西夏仁宗仁孝天盛年間（1149年～1169年）頒布的法典《天盛年改舊新定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門》明確記載，刻字司在西夏政府五等機構中屬末等司的第一個機構。西夏是當時在中央政府機構中設置專門掌管刻印機構的唯一的王朝。
西夏官刻書籍涉及麵很廣，以世俗性書籍而言，其內容涉及語言文字、法律法令、儒家經典、譯著以及蒙書、詩歌等各個方麵。西夏存世書籍落“刻字司”或“刻印司”刊印題款的有：乾祐十二年（1181年）刊印的西夏文《類林》，乾祐十三年（1182年）刊印的西夏文《聖立義海》，乾祐十六年（1185年）刊印的西夏文《詩集》，乾祐年間刊印的《六韜》（待考）等。另外，《論語》《黃石公三略》等幾部書與上述刻字司刻印的《類林》《聖立義海》《六韜》互有相同刻工的姓名，這些刻工大約是官刻匠人。《天盛年改舊新定律令》雖無刻字司刻印字樣，但“頒律表”中寫明“印麵雕畢，敬獻陛下，依敕所準，著依此新律令而行”說明是為官方刊印無疑。據以上官印書籍的種類推測，內容以軍律為主的兵書《貞觀玉鏡將》、多種版本的西夏文字典《文海寶韻》等書，雖因題款已佚，刻印者不詳，但也可推斷是官方刊印的。
西夏刊印的佛經有不少是皇帝、皇太後發願刊印並有“命工鏤板”“敕有司印造”等字樣，是為皇家官刻本。如崇宗乾順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印行的西夏文《大乘聖無量壽經》發願文記載，“遂發大願，內宮雕刻印板，印一萬卷，手絹一萬幀，施放諸民庶處”。仁宗仁孝天盛元年（1149年）刊印的西夏文《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和《頂尊勝相總持功德依經錄》禦製後序發願文記載：“朕見此勝功，因發大願，命工雕印蕃漢一萬五千卷施放全國臣民。”仁宗仁孝發願施印的西夏文、漢文《佛說聖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聖大乘勝意菩薩經》《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等都屬此類刻本。仁宗時的皇後、桓宗時的皇太後羅氏發願、施印的漢文《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佛說轉女身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等也屬於這一類的官刻本。另外，西夏仁宗人慶三年（1146年）上殿宗室禦史正直本“為結緣之首，命工鏤板，其日費飲食之類皆宗室給之”，印行的《妙法蓮花經》亦屬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