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些書店之外，歐美地區一些共產黨機構、同情新中國的左派政黨組織、團體和個人，也應國際書店的要求冒著政治風險幫助國際書店訂購西方的科技期刊。一名荷蘭共產黨中央委員，為了訂到美國尖端科學的書刊資料，找了150多位朋友出麵訂閱，使用不同的信箱，每周由一位老工人騎著摩托車在全國跑一圈，將不同地點訂到的書刊收集起來再寄給國際書店。
文化生意的時代
歐美“紅色書店”的轉型，從1980年代開始。前30年文化政治時代裏，旗幟鮮明地傳播思想、理念以及不惜財力物力支持“紅色書店”建立海外發行網絡等做法，後30年，則代之以設備抵欠款、定期還款計劃和取消記賬貿易等做法，自然，紅色書店的數量、書刊發貨量與之前大大減少。改革開放30年，中國書刊海外傳播步入了文化生意時代。
難能可貴的是，上述自50年代開始就與新中國從事書刊往來的“紅色書店”，大都在巨變中堅持過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模式，成了主營中國書刊的專業性書店，達到了中等書店的規模。
法國鳳凰書店最初營業麵積僅60多平方米，與中國國際書店之間的貿易屬於記帳關係，從開始不能付款，到80年代中期開始可以付清前一年的欠款，並開始逐步支付曆史欠賬。由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重生後的鳳凰書店，營業麵積今天已達2000多平方米，中文書刊達3.5萬種，成為法蘭西大地上最具權威的中國書店之一，被人譽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人”。
與鳳凰書店相似的還有法國的百周年出版社，這家脫胎於法國共產黨的文化機構，截至1988年，在全法已有400多個批銷點，在比利時、瑞士都有批銷點。2009年，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公司公布了將要收購法國百周年出版社的計劃，在法國建立出版發行一體的業務架構。這個從70年代開始脫胎於黨派組織的文化機構，與中國書刊的貿易關係從過去的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共鳴徹底轉變到資本紐帶的緊密結合。
法國的友豐書店，也是一個老店重獲新生的典型。友豐書店創辦於1976年，由柬埔寨籍華人潘立輝創辦。最初生意比較差，每天的營業額常常不足200法郎。1986年，在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的支持下，友豐書店徹底擺脫虧損的局麵。1999年，友豐書店在巴黎13區另開了分店。20世紀90年代，友豐書店開始涉足出版業，2003年～2005年中法文化年期間，由中國資助的100多種中國圖書在法國出版，友豐書店承擔了一半的選題。近年，友豐書店又與中國國家漢辦、巴黎中國文化中心等密切合作，積極推廣漢語教材、多媒體軟件及漢語教學的最新成果，占據了法國市場的70%。經營者潘立輝1997年被法國文化部授予“文學藝術騎士”勳章，2005年被中國新聞出版總署授予“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與法國友豐書店類似，還有倫敦的光華書店。進入21世紀，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積極實施海外本土化戰略，對成立於1971年的倫敦光華書店進行股權收購，使其成為中國外文局所屬華語教學出版社倫敦分社的一個組成部分。
而美國中國書刊社，到1988年已經發展成為股份公司，是中國國際書店英文出版物全美的總代理，2002年中國外文局收購了美國中國書刊社，承接了美國中國書刊社的所有債權債務。隨後與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在美國共同注冊了中國第一家海外出版社——長河出版社，改變了此前中國圖書局限在華人圈子裏的曆史。
新中國書刊的第一批海外傳播者千方百計突破西方世界的封鎖，構築了一個旗幟鮮明的“紅色書刊”發行網，在國力遠不如今的環境中傳播了一個鮮明的國家形象。後30年的海外傳播曆史表明，沒有價值觀的傳播是萬萬不行的，不僅文化生意做不強，也很難發揮文化傳播的增值效果——對民族、國家利益的“軟實力”保障。文化政治與文化生意，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麵。承傳世界“紅色書店”的優良傳統，進一步提高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力，是21世紀的中國必須麵對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