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我的一張大字報》，被視為“彭羅陸楊”的“黑後台”的劉鄧“司令部”遭到“炮打”，使“文化大革命”達到第一個高潮。
江青興奮不已，在那篇題為《為人民立新功》講話中，她是這樣評價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曆史功績”：“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從挖吳晗，進而“挖”那“三家村”、“挖”那“中共北京市委”、“挖”那“彭羅陸楊”、“挖”那“劉鄧司令部”，姚文元為“文化大革命”立了“頭功”。
姚文元這個江青手下的金棍子，他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蘸著吳晗的鮮血寫成的……
兩“評”——《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和《評“三家村”》的發表，使姚文元連升三級，從《解放日報》的編委，一躍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
然而，這個把別人的肋骨當作向上爬的階梯的刀筆吏，還沒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就任，便直飛北京，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18名成員之一。不要小看這小組員，這比宣傳部長不知高多少——須知，陳伯達不過是“小組長”，江青、張春橋也不過是“副組長”，如此而已。
1966年8月1日~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京召開，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張以來最為重要的中國最高層次的政治會議。姚文元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得以列席這一核心會議，這是姚文元平生第一次進入中國政治核心。這次會上，毛澤東“炮打司令部”，使劉少奇在黨內從第二位人物降為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彭羅陸楊”職務被宣布全部撤銷……
見到毛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緊跟著在會上貼出了《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
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決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列席參加中央政治會議。這樣連中共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居然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桌旁。35歲的姚文元，坐到了毛澤東身邊！
《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一周年，上海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張春橋與姚文元飛抵上海，處理“安亭事件”。張春橋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結盟，於是“三人幫”成了“四人幫”。
11月24日，上海爆發了“紅衛兵發動的震撼全國的”《解放日報》事件。
張春橋、姚文元控製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紅衛兵革命司令部”。
他們摧毀了搖搖欲墜的中共上海市委，發動了著名的“一月革命”，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姚文元忙著接見群眾，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12日，張春橋和姚文元被電召回北京，受到了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你們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為什麼不跟我打一聲招呼？”他們頓時嚇出一身冷汗。
“與上海一樣，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國務院叫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麼？政體要改變，國家體製要改變，外國大使都要作廢，要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
他們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好在他們的烏紗帽沒有丟。他們匆匆忙忙飛向上海，把掛在上海外灘的巨大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取下來，換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招牌。他們這才化險為夷，總算沒翻船。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鬧得天翻地覆之際，北京也大風大浪，大起大落。
王任重被打倒，中共中央書記處刷掉一個書記。江青乘機發難：王任重的後台是陶鑄！是劉鄧新的代表人物。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下台了。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被打倒了。
1967年在反“二月逆流”中，政治局陷入癱瘓，又是“中央文革小組”取而代之。這是中共黨史上史無前例的現象。
由於陶鑄、王任重、劉誌堅、謝鏜忠、尹達等被打倒，“文革小組”隻剩下八個人：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還有四支禿筆——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
可是四支禿筆共存的日子很短。林彪要清洗軍內阻礙其當接班人的一大批老革命家。三位秀才“遵命”起草了“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被毛澤東看見了，認為是亂軍口號，追查下來，林彪裝聾作啞。江青、康生、陳伯達往秀才們身上一推，四支禿筆倒下了三支。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中惟一倚重的一支筆杆子。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38歲的姚文元升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前24名首腦人物中最年輕的一個。
一年之後，第二次“廬山會議”上，陳伯達受到嚴厲批評。陳伯達倒台了。姚文元晉升為全國輿論總管。
以《水滸》為名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1972年借批判“右傾回潮”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周恩來。1973年，為“白卷英雄”張鐵生撐腰……
姚文元開動輿論機器，成為“中國帽子公司”和“中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
1975年鄧小平複出，這給“四人幫”篡權陰謀一個沉重的打擊。姚文元再也無法忍耐，他從幕後跳出來發表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不料文章發表不久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說他不懂馬列。這就意味著他要下台，而這位輿論總管沒讓毛主席的講話發表，他趁機又批起《水滸》。
《水滸》這部長篇小說，打從元末明初問世以來，600多年間已有眾多的評論，就連姚蓬子當年在上海師範學院中文係講授古典文學時，也曾細細評論過《水滸》，稱《水滸》是“農民起義的史詩性文學長卷”。
到1975年炎暑之際，中國居然出現“《水滸》熱”。一時間，大報小報評《水滸》，工人農民評《水滸》，大會小會評《水滸》，億萬人民評《水滸》。
引發這場“《水滸》熱”，其實純屬偶然。最初是毛澤東與北京大學中文係教員蘆荻聊天時，談起《水滸》，蘆荻記錄了毛澤東的見解：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回。砍掉，不真實。
見到蘆荻整理的毛澤東談話記錄，姚文元如獲至寶，隨即寫了“請示報告”。
毛澤東大筆一揮“同意”。
於是正處於步步退卻中的“四人幫”，一下子抓住了毛澤東的旗幟，神氣活現起來。
姚文元過去也曾評過《水滸》，但與毛澤東觀點大相徑庭。
作為“牆頭草”，這時候的姚文元隨風倒那當然不在話下。他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關於《水滸》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輿論總管”發動了一場空前規模的“評《水滸》”運動，起初使許多人困惑不解——用得著如此連篇累牘地去評《水滸》？
“輿論總管”導演了一幕幕輿論戰！
“輿論總管”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事情就像10年前那樣，姚文元的長文在《文彙報》上冒出，忽然評起《海瑞罷官》，多少人不知道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