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正常化曆程（下）
歲月風雲
作者：吳躍農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迅速作出回應並采取相應措施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開始，經濟建設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中共中央致力於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周邊環境，這為我國調整對外戰略，包括緩和對蘇關係打下了堅實基礎。
為了創造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在處理中國對外關係上，鄧小平著力於推進4個方麵的改善關係：一是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二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三是解決香港回歸問題；四是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繼中日關係正常化後，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隨後，鄧小平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國家領導人訪問美國。中美之間有關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的會談取得了進展，“八一七”公報——中美之間三個公報中的第三個公報即將簽署，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基本確立。
勃列日涅夫“塔什幹講話”發表後，鄧小平馬上注意到了這篇講話所傳遞的信息，他和陳雲、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一致認為，要采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信息，爭取中蘇關係有一個大的改善。
按照鄧小平的指示，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在主樓門廳進行。這是一場不設座位、隻發布不答問的發布會，是一場特殊而又意義非凡的發布會。外交部首位新聞發言人錢其琛發布了一個隻有3句話的簡短聲明：“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幹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錢其琛不到一分鍾的簡短聲明，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中間位置。西方5大通訊社和其他外國媒體紛紛報道，並發表評論。有外電指出：“這一謹慎而含蓄的聲明，預示著對抗了30多年的中蘇關係，有可能發生變化，並使世界局勢為之改觀。”
中蘇關係堅冰時代的解凍開始了。
1982年4月，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到中國進行友好訪問。他此行的目的，除了來了解一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外，也想就勃列日涅夫的演講，試探一下中國政府的態度。4月16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他。賓主談話十分坦率。很快，話題就轉到了中蘇關係上。鄧小平告訴齊奧塞斯庫，中蘇關係現在還沒有多大變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的講話，我們除了對他罵我們的話表示拒絕外，對其他的信息我們表示注意到了。他說：“我們重視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問題，包括在我們的邊界屯兵在內。”說到這裏，鄧小平顯得有些激動，他加重語氣對齊奧塞斯庫說：“屯兵100萬啊！不談這些具體行動，有什麼基礎？但是我們不排除在他有某種表示的時候恢複談判。”
齊奧塞斯庫表示理解中國的立場，但他試圖勸說鄧小平像國際輿論所設想的那樣去“響應”勃列日涅日夫的“建議”。鄧小平不以為然地說：“他總要把它的霸權主義改一改吧，勃列日涅夫的話講得不壞，但是我們要看行動。你見到勃列日涅夫的時候，可以告訴他，叫他先做一兩件事看看，從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從中蘇邊界或蒙古撤軍也可以。沒有行動，我們不讚成，世界上的人都不會讚成。” 鄧小平表示，現在是應該、也有可能在這一方麵認真開始做一些實際事情的時候了。雙方有必要坐下來平心靜氣地討論，通過共同努力，設法排除妨害兩國關係的障礙，從有助於改善兩大鄰國關係的一個實質問題做起。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作報告，一改對蘇聯先前的全部是譴責的句式，除了先譴責蘇聯和美國是“霸權主義”外，講話根據鄧小平的3點意見，重申要求蘇聯減少部署在中國邊境地區的蘇聯軍隊，停止支持越南占領柬埔寨，從阿富汗撤軍。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有了明顯改善兩黨兩國關係的願望，去掉了“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提法。
中蘇雙方經過協商，從10月開始，舉行副外長級特使磋商，討論和解決消除兩國關係的障礙問題。中國政府堅持以首先解決3個障礙，尤其是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為先決條件，但蘇聯以不損害“第三國利益”為借口，不同意商談越南撤軍問題。這樣，談談停停，磋來商去，兩年過去了，沒有獲得實質性進展。
勃列日涅夫緩和中蘇關係的政策被他的繼任者安德羅波夫所繼承
在勃列日涅夫“塔什幹講話”的前後，蘇聯已經啟動改善同中國關係的一係列舉措。1982年3月13日至21日，時任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米哈伊爾 賈丕才（勃列日涅夫逝世後的1982年12月被任命為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訪問北京。這是中蘇兩國關係緊張之後兩國外交部的第一次正式接觸。盡管蘇聯公開的官方報道隻是把賈丕才的北京之行說成是應蘇聯駐華大使的邀請而進行的私人訪問，但是，賈丕才同時任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於洪亮舉行了會談。之後，1982年8月，於洪亮訪問了莫斯科，商談重新恢複中蘇邊界爭端的談判事項。9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一旦一切安排就緒，中蘇即恢複中蘇邊界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