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3日，馬烽同誌在省四次文代會的報告中說：山西“各個作家通過多年的創作實踐和藝術探討，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我們一些風格相近的作家，也就逐漸形成了以趙樹理為代表的一個文學流派。對於這個流派，外地的同誌有的把它稱為‘山西派’或‘《火花》派’，也有人把它貶為‘山藥蛋派’。但山藥蛋也是一種食物，同樣富有營養，在全國眾多文學流派之中，作為一種流派也沒有什麼不好。”馬烽同誌講得非常中肯。“山藥蛋派”有自己的鮮明特征：以農民為表現主體和服務對象；運用質樸通俗的語言和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民族化、大眾化的藝術形式；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這是為全國文學界所公認的。
風格和流派的存在，是文學藝術繁榮的標誌。一個文學流派的出現，往往會對整個文學運動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以趙樹理、馬烽為代表的“山藥蛋派”和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澱派”均是如此。“山藥蛋派”不僅有以趙樹理、馬烽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而且有當時的一批的中青年作家，如大同的陸桑、馬駿，忻州的楊茂林、田昌安，晉中的劉懷德、彥穎，臨汾的謝俊傑，運城的李逸民、義夫，晉東南的韓文洲，還有當時的青年作家張石山等。這個流派實力雄厚，佳作紛呈，群星璀璨，活躍在文壇上。一直到2004年1月31日馬烽同誌逝世，2011年1月17日胡正同誌逝世，被認為是“山藥蛋派”的終結。如果從趙樹理發表小說《小二黑結婚》的1943年算起，這個流派存在了有70年，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山藥蛋派”作為一個文學流派雖然不再存在，但“山藥蛋派”所體現的文學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卻是為眾多山西作家所延續和發展的，並出現了許多文學佳作精品。
在李國濤的評論中還有一部分值得重視的是他寫的《編稿手記》。李國濤說：“我在《汾水》和《山西文學》做編輯工作的時候，常有一些偶然產生的感想。這些感想，大都是由於看稿、改稿、編稿而引起的。這些感想，有時也還有點意思。要把這點意思寫成評論或隨筆來發表也未始不可，但是自己沒有這樣從容的時間，刊物也沒有這樣從容的篇幅。所以我就想出‘編稿手記’這樣的小欄目。”“這些小文章，有時向讀者談談，有時又向作者談談，有時就訴說點編者自己的心情。”“所言都無高論，然而皆係實話；每則大都僅僅三五百字，所以必須少說廢話；又欲引起讀者的興味去讀有關的作品，就力求寫得有點趣味。”“我甚至覺得，編輯在編稿過程中的一些隨時的感想，對作者對讀者往往都有可資借鑒的地方，因為編輯是第一個讀者，讀起來又較為細心。可惜不是每一位編輯都有寫這類手記的興趣和機會，這使許多編輯的許多好想法隻在腦子裏一閃，永不為他人所知。”李國濤就寫《編稿手記》說得夠清楚了，展現的是一位編輯同誌的良苦用心和責任擔當。
《編稿手記》在李國濤的《文壇邊鼓集》中選了24則，這是真正起到了文學評論要啟迪作者和引導讀者的作用的小文章。他點評的對象有老作家李束為、胡正，有青年作家張石山、成一、馬駿、權文學等，也有一些不知名的作者發表的處女作，他都給予熱情的支持和鼓勵。《汾水》1980年第8期發表了張石山的短篇小說《钁柄韓寶山》，李國濤說，張石山的這篇小說“是寫農村生活的，又帶有‘山藥蛋派’的意趣”。《汾水》1981年第5期發表了梁衡的評論《關於山水散文的兩點意見》，李國濤說讀後有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筆下很有文采，“作者確是有感而發，且是積學而成。聽他侃侃而談，令你頻頻頷首。”他說：“我喜歡這樣的評論文章。評論文章應當文情並茂，有藝術性，並且可以有作者個人的風格。我國文學理論的寶庫中，多的是這樣的文章，它們本身常常就是燦如珠玉的漂亮的散文。”李國濤真是慧眼識珠，對梁衡三十多年前發表的一篇評論竟如此賞識，而如今梁衡已是我國著名的散文大家。
李國濤作為評論家他強調的就是要為年輕作者“鼓吹”，所以他1986年出的一個集子就叫《文壇邊鼓集》。在這個集子裏，李國濤有多篇文章是評論趙樹理、馬烽、西戎、孫謙、胡正等老作家的，還評論過焦祖堯、成一、張石山等。此外，他還著文評論到李銳、蔣韻、柯雲路的小說，潞潞、秦嶺、梁誌宏的詩歌，趙瑜的報告文學。讓我驚奇的是李國濤在上世紀80年代年寫的《大同的作家們》一文中竟然關注到那麼多的大同作家，有焦祖堯、九孩、陸桑、黃樹芳、郭書琪、張枚同、程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