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廷如何解決方言差異
古今秘聞
作者：陳彬彬
四川的蘇東坡、杭州的王安石、山西人司馬光在朝堂之上如何交流？清朝的外族皇帝如何聽取漢人大臣的奏對？古代朝廷解決這些交流問題時，也有千方百計。
古代也有普通話
“官話”這個稱謂是明代出現的。顧名思義，“官話”是指官吏所說的話，是一種共同語。
自從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一統天下，朝廷內執事官員的地域情況就比秦以前諸侯國時更為複雜，東西南北各地都有，若各地官員都使用自己的方言議論朝政大事，那勢必無法溝通，國家將衰亡於旦夕之間。
每個朝代都有共同語作為橋梁溝通各方言區的人。而共同語的基礎語音一般以王都所在地的語音為準，近水樓台先得月，人情事理使然。
北宋時期，寇準的家鄉在陝西渭南，其是標準的西北漢子，言語粗獷奔放，而丁謂雖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時就遷居蘇州，操一口吳儂軟語，共事一朝的兩人交流當以帝都的汴（開封）洛音為橋梁，否則北宋朝廷亂得很，哪能等到160多年後才滅亡。
汴洛音是怎樣的一個語音係統呢？此事不易考察，但可從曾《高齋漫錄》一逸聞中稍得見識：
蘇東坡曾經對錢穆父謙虛地說：“我們平時往來呀，根據家中財力行事就行了，聚餐時不必太鋪張。”
錢穆父想，貴的請不起，不太鋪張那是極易做到的。於是一天，錢穆父寫信邀請蘇東坡來家裏吃“飯”，蘇東坡興致勃勃地應約，一看桌上隻有飯一盂、蘿卜一碟、白鹽一盞，立刻明白了，所謂的“”即為三白。
過幾天，蘇東坡回請錢穆父，約其食“毳飯”，穆父如約而至，等得饑腸轆轆都沒有看見食物，便質問東坡，東坡回答說：“蘿卜毛也，湯毛也，飯毛也。”
北宋時，東京汴梁一帶方言“毛”音“模”，而“無”也音“模”。在拆字遊戲中，蘇東坡拆“毳”為三“毛”，即為三“無”，所以等待穆父的隻是空空的飯桌。如此，東坡巧妙地借助方言語音相同“報複”了錢穆父當初拆“”為三“白”戲弄他的仇。穆父隻得歎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皇帝與臣下奏對也需要翻譯官
官話沒那麼好學，而且許多官員大多要去地方為官，各地不懂官話的自然占大多數。據說清朝有個捐官（由捐納資財糧米而換得的官）不懂官話，到任後，拜見上司寒暄數語，便聊了起來。
上司問道：“所治貴地風土（自然環境和習俗）如何？”
捐官回答：“這裏並無大風，更少塵土。”
問：“春花（魚苗的一種）何如？”
答：“今春棉花每畝二百八。”
問：“紳糧（官糧）何如？”
答：“卑職身量，足穿三尺六。”
問：“百姓何如？”
答：“白杏隻有兩棵，紅杏不少。”
上司強調說：“我問的是黎庶。”
捐官仍一本正經地對曰：“梨樹甚多，所結果子甚少。”
上司再次提醒說：“我不是問什麼梨杏，我是問你的小民。”
捐官趕忙站起來回答：“卑職小名狗兒。”
上司圍繞民事提出了一係列問題，捐官都以同音之詞相對，因不懂官話，答非所問，笑話迭出。官話最初是官吏們自發的行為，民間的平民百姓並沒有說官話的必要。
“雍正六年（1782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
已經具有高度漢文化水平的滿族皇帝雍正聽不懂福建、廣東省官員的方言，於是頒布政令，設立“正音書院”，任聘“正音教職”，教授官話，於是官話開始有了向民間普及的趨勢。
然而這場運動效果不是很顯著，清末慈安、慈禧兩宮太後召見地方官員時，為了溝通方便，不得不打破曆來關於“室內除了軍機大臣以外不得有閑雜人等”的規矩，允許從領侍衛內大臣中挑選一人隨同朝見，以充當翻譯。
其實，我國曆朝曆代都設有專人專職或專門機構從事翻譯工作。僅就官職而言，周代有“寄”“象”“譯”等；秦漢時期有“九譯令”“譯官令”“譯官丞”；南北朝有“譯令史”；隋唐時期設置“通事舌人”；宋遼金時期分別有“潤文史”“譯史”“通事”；元朝設“怯裏馬赤”（蒙古語，指口語翻譯）；明朝有“譯字生”；清朝設“通譯官”。
這些翻譯人員的級別不高，一些朝代的翻譯人員甚至沒有品級。清代的通譯官一般為七八品，光緒年間，各使館的頭等通譯官始提高待遇，定為正五品，限額一名，嚴禁超編。
選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