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證明這一觀點，克魯斯深入研究了弗洛伊德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的論文。他發現，弗洛伊德多次承認在對病人進行精神分析之前，這些病人對他們兒童時代是否受到過性騷擾一無所知。“隻有通過給他們施加最大壓力的方法”，弗洛伊德1896年寫道，“才能讓他們開始回憶遭猥褻的情景”。克魯斯說，並不是弗洛伊德有意編造了這些故事，而是他極大地低估了病人對他的建議的敏感程度。
然而，漸漸地，弗洛伊德認識到他所聽到的有關兒童時代受性騷擾的故事都不是真實的。也許他也認識到自己的治療方法根本沒起到作用，也可能他的病人早已從這些故事中走了出來。但這已經太晚了，弗洛伊德已將性誘惑論向他的同事作了闡述。而要承認自己的重大發現是來自有致命缺陷的治療方法，對他來說是何等尷尬。他左右為難：如果他繼續堅持性誘惑論是正確的，那麼一些醒悟過來的病人就會公開地反駁他；但是，如果他承認是他將這些受性騷擾的故事植入病人頭腦中的，那麼他就玷辱了自己精神治療家的聲譽。
而機智的弗洛伊德後來找到了一條擺脫這一險境的出路。他又創立了一套理論，該理論承認性騷擾確實未發生過，但這些故事是出自病人之口，而不是治療醫生。弗洛伊德解釋說，這些故事是病人無意識的或遭壓抑的欲望所產生的。據克魯斯認為，“戀母情結”就是這樣產生的。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克魯斯特別關注“記憶恢複”療法的興起。許多心理學家采用了弗洛伊德關於性記憶壓抑的理論，鼓勵成年人去回想兒童時代的性騷擾，結果招致了許多被認為是性騷擾者的起訴。對這一療法的批評者，克魯斯也在其列。他們認為許多性騷擾根本上沒有發生過，像弗洛伊德強迫病人說出自己的故事一樣，恢複記憶也是治療醫生暗示的。
對弗洛伊德的辯護者而言，這些觀點是對這一理論的嘲諷，也是極不公平的。他們最終解決了馬森曾指責弗洛伊德拋棄了那些兒童時代受過性騷擾的受害者這一問題。但克魯斯卻緊隨其後，他譴責弗洛伊德鼓勵病人回憶那些不曾發生的性騷擾。弗洛伊德一方麵被譴責讓那些猥褻者逃脫了罪責；另一方麵，又被指責冤枉了那些清白的人對別人進行過性騷擾；弗洛伊德能同時背負起這樣的責任嗎？一些惱怒了的弗洛伊德派建議讓這兩種攻擊互相抵消。
弗洛伊德派是難以擺脫這些批評家了。對弗洛伊德的各種攻擊不僅破壞了精神分析的聲譽，也破壞了它的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接受精神治療的人數日益減少是受新的藥物治療的影響。要知道，普羅沙克（一種抗抑鬱劑的商標）要比精神分析便宜並且見效快。但各種觀點，在對精神分析的思想基礎進行攻擊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種種危機。如果人們不相信弗洛伊德所說的精神分析的來源是正確的，那麼病人們又怎麼能夠將自己精神上的健康交給弗洛伊德的弟子們呢？
雖然，大多數狂熱的批評者否認這一點，但弗洛伊德作為一個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地位絲毫沒有動搖。這些批評家隻在一方麵取得了勝利，即弗洛伊德關於自己的重要理論的觀點是不準確的，他放棄性誘惑論也並非像他聲明的那樣及時、徹底。但大多數思想史學者不想把弗洛伊德放棄性誘惑論的動機看成如馬森和克魯斯認為的那樣卑鄙。一些學者認為，弗洛伊德過於簡單的陳述——是的，是對事實的不忠——是為了誇張地敘述。
但是，不管弗洛伊德的思想來自何處，也不管它們形成的東西是好是壞，它們在科學、哲學、藝術、文學以及我們思考自己的方式上的影響都是不可否認的。不管願不願意相信，在弗洛伊德之後，人們就不用通過讀索福克勒斯（古希臘三大悲劇詩人之一，《俄狄浦斯王》的作者）去了解俄狄浦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