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
基督教女青年會(簡稱女青年會)是一個國際性的婦女組織。全世界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基督教女青年會組織。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於一九○五年在上海成立，次年被接納為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會員。一九二三年十月，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在杭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有12個市會、84處校會的正式代表及8個未成立分會的大市代表出席了會議。大會確定的宗旨是：本著基督的精神，聯絡各階層的婦女，以促進婦女高尚健全的人格，服務社會，造福人群。大會討論了婦女經濟獨立、家庭及婚姻問題，確定了禁煙(即禁止吸食鴉片)、放足、提倡平民教育和改善勞動婦女生活待遇為該會的主要活動內容。會上選舉了丁淑靜為協會的總幹事。後由鄧裕誌任總幹事。
女青年會成立以後，開展的活動具有教育性、娛樂性、服務性，吸引了相當數量的婦女。她們號召婦女講衛生、節儉，傳授育嬰知識，開辦知識婦女家務團和女子職業介紹所，在學生中舉辦聯修會，改良家庭運動會，社會服務研究會，少女修養團等。她們還開辦女工夜校，與女工促膝談心，了解女工生產、生活情況。夜校重視時事教育，常請社會知名人士講課，如陶行知、金仲華、章乃器常來講時事，愛國將領馮玉祥講過“士兵生活”。夜校成立了工友團，每逢“五卅”、“三·八”、“五·一”、“九·一八”等紀念日，都開展紀念活動。工友團還深入農村為農民演出進步的活報劇、演唱進步歌曲。這些活動不僅教育了民眾，也教育了學員自身，不少學員成了工人運動的骨幹。女青年會建立了勞動服務處，解決女工們的傷病治療問題。該會還為罷工女工呼籲，並依靠社會力量，將失業女工介紹入廠，同時，提出保護童工、解放童工的口號。女青年會還開展了辦難民收容所，為前線將士捐募寒衣，辦托兒所、幼兒園等社會服務活動。
一九四九年，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鄧裕誌等人，以個人名義出席了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年底，該會向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申請後，被批準為團體會員。全國婦聯對協會進行業務指導和經濟援助。各級婦聯的有關活動，他們也積極參加。總幹事鄧裕誌是一、二、三、五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婦聯常務委員。
新中國成立以後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全國約有20個城市有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組織。十年動亂期間，中斷了活動。一九八○年以來，上海、天津、北京、重慶、成都、昆明、南京、西安、武漢、廣州、杭州等10多個城市陸續恢複了組織，開展了活動。
各地女青年會協同青年會，根據群眾的需要，舉辦了各種有益的活動。如在南京、西安、天津、北京等地舉辦了“托福”培訓班以及麵向社會的“康複谘詢日”。
各地女青年會還協同青年會組織了思想、學術交流活動，舉辦各種專題講座，邀請名人、專家向會員進行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上海女青年會和青年會先後舉辦了“中國近代史講座”、“通俗經濟講座”、“普法講座”。女青年會獨辦的“婦女論壇”，邀請了婦女界的學者、教授演講，利用午餐會的形式，探討政治、經濟、社會、婦女等方麵的問題。有些城市還開展了聯絡“老朋友”以及職業婦女和家庭婦女的工作，團結了一些中上層知識婦女。
此外，該組織還開展了對外友好聯絡工作。
中華婦女節製會
中華婦女節製會是世界基督婦女節製會的一個屬會。一九二五年，劉王立明在世界婦女節製會創辦者美國人福安斯·衛勒偉德的支持下，在上海成立了中華婦女節製會。梅雲英、劉王立明先後擔任領導人。該會聯係的對象，主要是中上層知識婦女。
中華婦女節製會以節製煙、酒、賭博，提倡慈、孝、貞、儉和改善家庭生活為宗旨，反對蓄婢、納妾，禁止纏足、束胸，發動婦女簽名，不嫁多妻的男子，反對各種封建惡習。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地成立了分會。一九五八年以前，有會員約600多人。
中華婦女節製會在舊中國曾創辦了不少救濟實體，救濟了一些苦難無援的婦女、難民、妓女，成為服務於社會的一個慈善團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國難深重、民眾奮起，激發了中上層知識婦女的民族正義感，出現了各婦女團體團結禦侮的局麵。同年十月一日，由中華婦女節製會、婦女救濟會等婦女團體發起，集25所女校、80個團體的2000多人，成立了上海救國大同盟。成立大會由劉王立明和王孝英主持。大會發出通電，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通電全國婦女團結起來，抵製日貨，組織義勇軍看護隊。會後舉行了遊行活動。解放戰爭時期，中華婦女節製會與國際中國人權保障會合作，為救援遭到國民黨反動派迫害的民主人士和失蹤人員的家屬多方奔走，並組織義務律師團向國民黨法院提出控訴，因而它的會址被國民黨特務占領。一九四八年由上海遷至香港，在香港繼續聲援國內民主鬥爭。
一九四九年，劉王立明等人代表中華婦女節製會，出席了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向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申請並被吸收為團體會員。劉王立明是全國婦聯第一、二屆常務委員，第三屆候補執行委員。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華婦女節製會繼續開展社會福利事業。
一九五八年以後，在婦聯組織發動婦女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影響下，中華婦女節製會的會員紛紛參加了社會勞動，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崗位，中華婦女節製會總會和分會，逐漸停止了活動。
工會女職工組織
女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組成部分，她們同男職工有著共同的奮鬥目標，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有著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但是由於社會的、生理的原因，女職工還有著同男職工不同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因此，在工會內部還需建立女職工組織。早在一九五○年九月，全國總工會《關於加強女工工作的決定》就明確規定，在有女會員50名以上的工會基層委員會下設女工工作委員會，50名女會員以下的基層工會設女工委員。女工工作委員會以所在係統或單位的女職工為主要工作對象，是女職工利益的代表者。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國工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為了更好地維護女職工的合法權益和特殊利益，充分發揮女職工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決定基層工會和縣以上各級工會都要設女職工委員會。女職工委員會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女職工組織，它接受同級工會領導和上級工會女職工委員會指導。女職工委員會的工作機構是女職工部。女職工部配備相應的專職幹部，負責女職工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女職工委員會主任由同級工會女主席或女副主席兼任，並設專、兼職副主任若幹人。一九八九年底，全國已有女職工5085萬人，約占職工隊伍的37%。全國有基層工會女職工委員會315658個，女職工工作積極分子200餘萬人。
女職工工作的任務，是根據全國總工會不同時期的中心任務，結合女職工的特點確定的。一九五○年八月，全國工會女工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女工工作任務是：動員與組織女工群眾積極參加生產競賽，提高女工生產技能，幫助女工大膽提出生產上的合理化建議，培養和教育女工學習管理企業，同男職工團結在一起，為恢複和發展新中國經濟建設而奮鬥。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一九八三年三月召開的全國女工工作會議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提出：教育女職工樹立主人翁的責任感，關心改革、支持改革，與男職工一起參加改革。在改革中，提高本領，增長才幹，做改革的促進派。同時調查研究女職工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總結解決問題的新經驗，維護女工和男工一起當家做主的民主權利和切身利益，調動廣大女工的積極性，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十一大”確定的女職工工作任務是：動員女職工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增強主人翁責任感，在改革和兩個文明建設中建功立業；維護女職工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生活等方麵的合法權益和特殊利益，同一切歧視、虐待、侮辱、迫害女職工的行為作鬥爭；參與有關保護女職工權益的法律、法規、政策的製訂、監督，協助有關部門貫徹執行女職工勞動保護法規，發揮女職工在企業民主管理中的作用；教育女職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牢固樹立主人翁責任感，增強工人階級整體意識，對女工進行“四有”、“四自”教育，幫助女職工提高政治思想和文化技術素質。
全國總工會曆來重視女職工工作。為了切實做好女職工的工作，曾選派過許多傑出的女幹部來負責全總女職工部的工作。如：中國婦女運動的傑出領導者蔡暢，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楊之華，老紅軍戚元德，解放戰爭時期被人傳頌的“草原紅司令”蒙古族女幹部烏蘭，先後擔任過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
婦聯組織是以女職工為基礎、為骨幹的。婦聯章程規定，廠礦企業的基層工會女職工委員會及其以上各級工會女工委員會均是婦聯的團體會員。女職工工作是在工會統一領導下，婦聯積極配合協作、共同進行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女職工工作，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工會與婦聯密切配合協作，發揚互相學習、互相幫助的好傳統，取得了很大成績。在各級工會的領導和重視下，女職工組織在提高女職工的社會主義覺悟和文化素質，維護女職工合法權益和特殊利益，加強女職工勞動保護，解除女職工的後顧之憂等方麵做了許多具體深入的工作，促進了女職工的身心健康，激勵了她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各級婦聯也主動關心女職工的切身利益，為她們盡心盡職地服務。曆次各級婦女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均首先肯定各條戰線上女職工在各個時期國民經濟建設中的成績和作用，並向她們提出新的號召和要求；各級婦聯在曆次表彰“三八”紅旗手、“三八”紅旗集體和“五好”家庭活動中，都規定了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女職工和職工家屬。許多街道基層婦代會，還舉辦各類托幼組織和生活服務網點，直接為女職工解除後顧之憂。有關女職工的勞動保護和其他重要問題，需要重點調查研究解決時，均由工會和婦聯協同有關部門一道進行，或向中共各級組織、政府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工會和婦聯召開有關的會議時，雙方互派代表參加，交流情況和經驗。各級工會與婦聯，為了共同做好女職工和職工家屬工作，在領導幹部中曾互相兼職。這一做法，有利於雙方協調工作的順利進行。
民主黨派中的婦女組織
中國有8個民主黨派，它們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中國建立以後，它們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參政黨，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政治製度。
各民主黨派中都有一定數量的女成員及眾多家屬，在她們中先後成立了婦女工作委員會(簡稱婦委會)。婦委會團結、推動女成員及家屬在各黨派內、各崗位上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祖國統一做貢獻，為婦女兒童辦實事，積極維護婦女合法權利，促進男女平等。各黨派女成員及家屬中，湧現了不少“三八”紅旗手、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等優秀人物；不少家庭被評為“五好”家庭，獲得各種獎勵。
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婦女工作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民革)於一九四八年一月成立。宋慶齡與何香凝曾分別擔任名譽主席、主席。一九五七年民革第三屆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成立“民革”婦女工作委員會。婦委會主任由何香凝擔任，譚惕吾、陳建晨、傅學文任副主任。十年動亂中，民革連同其婦委會停止了活動。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民革中央婦委會恢複工作。主任由譚惕吾擔任，副主任由張素我、羅西歐、沈性元、陳久敬、孫惠書擔任。隨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民革也相繼恢複和建立了婦委會機構。一九八七年，譚惕吾擔任了“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民革六屆四中全會任命張素我擔任婦委會主任，陳久敬、孫惠書、孫柏秋為副主任。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民革七屆一中全會通過決定，繼續任命張素我為婦委會主任，孫柏秋、方利洛為副主任。
民革中央婦委會恢複工作以後，其任務是：團結、聯係民革的女成員、民革成員的家屬、與原國民黨有曆史聯係的上層人士的家屬，以及與民革有聯係的女知名人士和知名人士的夫人等。通過組織學習，開展各種政治活動和聯誼活動，調動她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四化建設和統一祖國服務。
民革中央婦委會與北京市民革創辦了中山業餘學校，婦委會副主任陳久敬擔任副校長兼外語教研組組長。中山業餘學校注重教學質量，滿足了社會上許多青年的學習願望，受到社會好評，被授予北京市職工教育先進單位稱號。民革中央委員、原婦委會委員顏明宜於一九八一年創辦了長城手工藝品廠，以人民幣100元起家，到一九八三年底，總營業額為人民幣149.7萬元，純利潤總額為49.7萬元，安排女知識青年250多人就業。南京市“民革”婦委會熱情接待海外親朋，僅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兩年就接待回大陸探親、觀光的親友200餘人。她們還開辦了“三胞”中醫門診谘詢服務部，優先照顧“三胞”及其在大陸的親屬就醫，對行動不便的病患者送醫上門，深受“三胞”歡迎。
二、中國民主同盟婦女工作委員會
中國民主同盟始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於一九四一年三月成立於重慶。一九四四年九月，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時改稱中國民主同盟(以下簡稱民盟)。史良、李文宜曾分別擔任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民盟”中央政治局第五次會議決定成立民盟婦女工作委員會，許廣平任主任，劉清揚、李文宜、李健生、沈茲九任副主任。各地民盟組織也先後建立了婦委會。五十年代，婦委會的工作主要是推動女盟員及盟員家屬積極參加各項活動，為保衛祖國、建設祖國貢獻力量。如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婦委會積極開展支援前線的工作，廣東民盟婦委會一次就捐獻人民幣300萬元；西安女盟員開展了慰問傷病員的工作，並捐獻首飾等物價值人民幣3000多萬元。其後“民盟”婦委會一度停止了活動。
一九八二年七月，民盟四屆中央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決定恢複婦委會，主任委員為沈茲九，副主任委員為陸士嘉、王振華、盧樂山。一九八四年沈茲九因病辭職，主任委員由陸士嘉擔任，並增選了楊敏如為副主任。一九八七年一月以後，婦委會主任由盧樂山擔任，楊敏如、馮鍾芸、牛平青任副主任。民盟婦委會的任務是：團結、教育女盟員和中上層的盟員家屬及所聯係的女知識分子，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充分發揮她們的積極性，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為維護婦女和兒童的合法權益貢獻力量。
民盟中央恢複婦委會後，全國各地民盟也先後恢複了婦委會。女盟員大多是中上層知識分子，主要分布在文化、教育、科技界。各級婦委會關心女盟員的生活和進步，鼓勵她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做出貢獻。
各級婦委會重視發揮女盟員中專家、教授、學者的作用，組織了許多有益的活動。民盟中央婦委會於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分別舉辦了早期教育師資進修班，培訓有五年以上幼教工作實踐經驗的骨幹教師2276人。貴州、廣西、陝西、四川、安徽、北京等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武漢、昆明、福州、廈門、杭州等市民盟婦委會，都舉辦了不同形式的幼教師資培訓班，共培訓師資7000多人。民盟中央婦委會組織幼教專家、教授編寫了《嬰幼兒教育必讀》、《城鄉嬰幼兒教育指南》等書，為廣大幼教工作者提供了教材。一些地區的民盟婦委會還發揮女盟員潛在的知識才能，舉辦了各種講座和谘詢活動，僅北京市民盟婦委會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就舉辦了學術報告會38次。各地女盟員還利用出國訪問、講學、學術交流、演出和探親訪友等機會，廣泛開展對外聯絡工作，為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三、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婦女工作委員會
中國民主建國會(以下簡稱民建)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由一部分愛國的民族工商業者和積極分子發起，在四川重慶成立。為了使“民建”的女成員及其工商業者的親屬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發揮獨特的作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民建”中央常委會決定成立婦女工作委員會。其主任委員為羅叔章。這個時期婦委會的工作是引導工商界婦女接受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支持、鼓勵親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教育子女走社會主義道路。婦委會還啟發女成員和工商業者家屬自願走出家門，參加適當的社會活動和社會生產，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以下簡稱工商聯)於一九五三年十月成立。它是各類工商業者聯合組成的人民團體。同年，第一屆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提出，各級工商業聯合會根據國家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根據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和贖買政策，推動工商業者接受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逐步把私營企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為了實現這個任務，民建婦委會和工商聯在工商業者家屬中開展了許多活動。如組織工商業者家屬學習中國共產黨對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動員女工商業者和家屬參加社會勞動。
一九五六年三月，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代表會議，交流經驗，肯定了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中的特殊作用。一九六○年二月，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成立了家屬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工商聯家屬委員會)。鑒於民建婦委會與工商聯家屬委員會的對象、任務基本相同，“民建”婦委會與“工商聯”家屬委員會合署辦公，統一名稱為“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家屬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羅叔章，副主任委員為浦潔修、郭彤、張裏夫、楊鑒清、王達夫。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民建、工商聯機構也先後成立了家屬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民建、工商聯家屬委員會被迫停止了活動。
一九七九年隨著民建與工商聯工作的恢複，家屬委員會也恢複了工作。由於家屬委員會的名稱不適合新形勢的發展，經民建和工商聯中央常委會決定，改名為“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羅叔章，副主任委員由楊鑒清、郭秀珍、應伊利、卓碧玉、黃織、薩若梅擔任。據一九八○年統計，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民建、工商聯機構中都成立了婦女工作委員會。各級婦委會約210多個，聯係的成員總數達2萬多人。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民建與工商聯召開婦女工作會議，正式成立民建、工商聯婦委會。主任委員為羅叔章、浦潔修，副主任委員為楊鑒清、郭秀珍、應伊利、卓碧玉、黃織、徐秀珍。其主要成員除“民建”女成員和原工商業者家屬外，擴展到工商經濟界中有代表性的女企業家、女個體工商業者、女工程師、女技術人員、女財會人員等等。主要任務是：推動女成員提高政治思想覺悟和自身素質，自覺地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在經濟谘詢和工商專業培訓工作中發揮所長；推動女成員為婦女兒童做好事、辦實事；做好海內外“三胞”聯絡工作，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一九九一年二月，民建、工商聯婦委會分開辦公，各自獨立地開展婦女工作和活動。
民建、工商聯的婦女組織，在民建與工商聯的領導下，做了許多工作。如動員工商業者家屬走出家門，參加社會勞動，做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取得很大成績。四川省公私合營重慶水泵廠的老板娘何玉興，積極參加本廠的生產勞動，一九六二年周恩來總理稱讚她是新中國第一個自食其力、從老板娘變為工人的人。何玉興刻苦鑽研技術，晉升為四級工。一九七八年，她因腰部受傷，調任工具保管員，被評為五級保管員。她在修舊利廢的工作中做出了貢獻，多次被評為廠級先進工作者，兩次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並加入了工會組織。江蘇省南京市的馬青萍，原來是老久章綢緞店的老板娘。一九五六年以後，她不論嚴寒酷暑，每日帶著一個青工，背負30斤重的消毒水，走街串巷，對廁所和化糞池進行消毒。她數年如一日勤奮地工作，多次被評為南京市衛生係統先進工作者。江蘇省南通市婦女許兆穀，一九五四年就主動放棄年收入1萬多元的“六神丸”專利權，後來又主動變賣手飾，購買公債，在工商界及其家屬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其後雖然一度受挫，但她仍組織家屬參加街道各種公益活動，一九八○年當選為區人民代表。江西省景德鎮的劉祝平過去是一個養尊處優的老板娘，經過多年刻苦鑽研，轉變成了能掌握畫、印、填、描等成瓷全套操作技術的“劉師傅”。她退休後來到一個集體所有製瓷廠工作，不僅生產的產品質量好，並經常超額完成任務，還培養了一批青年徒工，成為生產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