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勞軍行大義
1936年起，中日關係空前緊張，戰爭一觸即發，然而蔣介石仍然幼稚地寄望於通過外交方式來消弭戰禍。日本軍國主義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們一方麵加緊向華北地區大量增兵，另一方麵又不斷挑起事端，製造侵略理由。1937年，盧溝橋事變終於爆發，抗戰全麵打響。國難當頭，全國軍民同仇敵愾，抗日熱潮席卷全國。
8月9日，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兩名士兵，攜帶武器，私闖中國軍用機場，被中國衛兵阻止，兩名日本士兵竟開槍打死中國守兵一人，中國守軍被迫還擊，當場將兩名日本士兵擊斃。日本領事館不顧事實真相，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無理抗議，並偷偷向黃浦江內外增派軍艦。
8月13日早9時，日軍以租界和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艦為基地，突然對上海發動了大規模進攻，中國駐軍奮起抵抗，第二次淞滬會戰全麵爆發。第二天，戰事急轉直下，日本發動總攻，空軍、陸軍協同作戰，並不斷增派兵力開往上海，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駐上海的中國軍隊第九集團軍在張治中的率領下奮起還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日軍源源不斷向上海逼近，中國軍隊也從四麵八方紛紛趕到，投入到衛國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內的愛國官兵麵對火力凶猛、殘暴如狼的日本侵略者，人人奮勇，個個爭先，黃浦江畔殺聲震天，屍橫遍野，戰鬥進行得極為慘烈。
自淞滬抗戰爆發以來，杜月笙便步入了人生中最為繁忙而緊張的一個時期，同時也讓他步入了人生另一個拐點。
身為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中國紅十字會副總會長，杜月笙馬不停蹄地發動虞洽卿、潘公展、錢新之、徐寄等工商界領袖，籌備成立“上海市抗敵後援會籌備會”，並向工商界募捐財物，還不惜花費巨資，印製《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為廣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糧。
與此同時，上海各界的市民也紛紛展開抗日後援工作。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為滬上聞人，杜月笙更是不甘人後，但凡有國民黨大部隊開來，他必定撇下一切事務，親冒鋒鏑，帶上大批的慰問品前去勞軍。
有一次，他帶著大隊人馬，滿載上海各界市民的勞軍物品，前往真茹前線慰問第九集團軍。臨別之際，杜月笙十分殷切地問張治中：“總指揮這邊還有需要些什麼？”
張治中很坦率地告訴他說：“現在軍中最需要的就是通訊器材，譬如電話機、機器腳踏車等傳令工具。”
像電話機這種軍需物資在當時極為緊缺，但杜月笙還是一口應承下來：“請張總指揮放心，我一定會盡快送來。”
精疲力竭的杜月笙回到抗敵後援會，來不及休息，便火速安排他的手下人：“趕緊去購置一門電話總機、十架分機，還有四部機器腳踏車，派人連夜送到張總指揮那裏去。”
杜月笙一聲令下，門人學生們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分頭去購買這些市麵上的緊俏貨。隔不多時，出去采辦的人打電話回來說，電話總機市麵缺貨，無論出多少錢都買不到。杜月笙急了，又命人到處打電話征購，仍然無法購得。
杜月笙開始坐立不安起來，張治中麵前的“閑話一句”不能及時兌現，豈不砸了自家的招牌？於是他趕緊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抗敵後援會的委員吳開先商量說：“實在沒有辦法，就隻能先把我中彙銀行的電話拆下來，送到真茹前線去。”
“那銀行用什麼？”吳開元問道。
“沒關係，前方實在是需要得緊。”杜月笙堅定地說。
說完，杜月笙便撥電話到中彙銀行，正在這時，有人滿頭大汗地跑了回來，進門就說：“好不容易在西門子洋行找到一部電話機，結果洋行的人說是別人定下了。”
“西門子洋行？”一句話如醍醐灌頂，讓心亂如麻的杜月笙突然想起了什麼，於是他趕緊拿起電話，迅速撥通了楊誌雄的電話：“喂，楊誌雄，你是西門子洋行的總顧問，我有一樁事體，您務必幫忙……”
楊誌雄聽過杜月笙的請求，覺得這樁事體著實難辦，電話總機本就緊缺，取消別人的訂貨，情麵和道理上都講不過去，交涉起來頗費周章，十分難辦。不過大敵當前，國事為先，楊誌雄幾經周折，總算不負所托，順利將一部電話總機送到抗敵後援會。
當天，杜月笙快馬加鞭將物品備齊，連夜運往真茹前線第九集團軍張治中的指揮部。
第八集團軍兼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抵達浦東督戰，杜月笙同樣派人前去慰問，並傳達自己的意思，隻要第八軍有什麼需要，自己一定竭盡全力幫忙。
張發奎生性放達，直率地表示：“我的隊伍，一切軍需物資都還齊備，隻要多來些朋友，給弟兄們打打氣就好！”
杜月笙對張發奎這種豪爽的坦白十分欽敬，又覺得什麼都不送，隻去幾個人，空口白辭，未免不太隆重。但張發奎不開口，又不曉得送什麼東西才好，於是杜月笙便去和吳開先商量。
吳開先略一尋思，說：“現在，抗敵後援會陸陸續續接到各界市民送來的勞軍物品，毛巾、罐頭、香煙、各種食品已經堆積如山，不如我們多運送過去一些，好讓這些官兵多分上一點，豈不是大家都很歡喜？”
杜月笙也覺得這個辦法挺好，但光送這些，仿佛還不能完全表現出自己的誠心實意，於是他說道：“這些物品自然要送到前線，犒勞流血的弟兄們，不過日軍火力甚猛，張總司令又總是身先士卒，不避危險，他是一軍之帥，安全問題非常重要，因此我想買一部裝甲保險汽車送給他，這樣的話，他在指揮作戰的時候，不就保險得多了？”
聽他這樣一說，吳開先也頗覺合宜，但轉念一想，又覺不妥，不無擔憂地說：“後援會的捐款雖多，但買一部裝甲汽車起碼要花一萬多元，尤其是送給張總司令這樣的高級將領，難免不會引起非議。”
杜月笙哈哈大笑，說道：“吳老兄多慮了，既然你讚成，買裝甲汽車的錢，用我杜某人自家的銅鈿，我買得來，再以後援會的名義送給張總司令。”
如此慷慨的氣度，讓吳開先既驚訝又佩服。但他還是表示，如果後援會能通過撥款買一輛裝甲汽車，也可以為四處舉債的杜月笙省下一筆費用。杜月笙顯然不想失去這個搶風頭的機會，因此堅持要花自家的銅鈿，以後援會的名義來捐出這輛車。
幾天後，經過多方努力，一輛嶄新的裝甲保險汽車被運送而來。杜月笙十分高興，邀請抗敵後援會的錢新之、吳開先、潘公展等人一起押送新車以及一大批慰勞品，直抵張發奎的指揮部，不僅在物質上給前線官兵以慰勞，還在精神上鼓舞了官兵的士氣。
這部杜月笙以私人出資購買，以抗敵後援會名義贈送給張發奎的保險汽車，一直用到抗戰末期張發奎駐防桂林時。有一次，吳開先途經桂林，張發奎為盡地主之誼，予以接待，談及此事，吳開先才將此事的原委告訴張發奎，由此，張發奎與杜月笙的交情愈加深厚。
杜月笙不僅為國民黨官兵提供軍需後援，還一度為八路軍的抗日活動提供幫助。有一次，八路軍駐上海代表潘漢年寫信給杜月笙，告訴他：八路軍開入晉北，“血戰經月，防毒裝備缺乏”，“渴望後方同胞捐助防毒麵具”，希望能得到幫助。
雖然杜月笙極少與共產黨人來往，但民族大義當前，接到信件後，他立即組織召開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會議。經過討論，最後同意將一千套防毒麵具捐贈給八路軍使用。這些價值超過一萬六千元的麵具都是從荷蘭進口的，款項從抗敵後援會募集的慰勞金裏支付。
後來，抗敵後援會複函潘漢年：“茲由本會勉力購贈荷蘭新到防毒麵具一千隻，請即勞駕慰勞委員會接洽運輸手續，以便早日送達貴軍前方將士備用。”
這次資助共產黨人抗日的義行，也是杜月笙為數不多的與共產黨人的接觸之一，但足以證明他能以民族大義為重，堅持抗日的決心與態度。
組建蘇浙別動隊
8月15日，日軍突然向上海市區展開全麵進攻。日本軍機沿京滬鐵路線展開猛烈轟炸，戰況空前激烈，閘北和虹口遭受日軍重創。然而就在這一天夜晚，法租界華格臬路的杜公館卻來了一位神秘而又不同尋常的客人。
當這位客人滿麵春風地步入杜公館的時候，杜月笙欣喜莫名，霍然而起，趕緊微笑著拱手相迎，一迭聲地喊：“雨農，請進，請進！”
這位貴客不是別人，正是國民黨頭號特工，有“蔣介石的佩劍”、“蓋世太保”之稱的戴笠。戴笠原名戴春風，字雨農，浙江江山人，早年曾投身地方保安團，後又考取陸軍軍官學校，並加入國民黨。由於他行事幹練，聰明淩厲，日益得到蔣介石的賞識和寵信。
杜月笙與戴笠的結識還要追溯到1921年。當時的戴笠窮困潦倒，三餐不繼，他聽說大幫會頭子杜月笙為人豪爽、喜歡結交朋友，於是就經常出沒於十六鋪的各大賭檔，希望結交杜月笙。因為精通賭術，手腕靈活，很快引起杜月笙的注意。通過短暫的交往，杜月笙覺得戴笠精明幹練，前途不可限量，於是建議他去考軍官學校，日後必能飛黃騰達。
戴笠接受了這個建議。果然不出所料，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憑借著聰明的頭腦和玲瓏的手段，他步步高升，最後竟然進入國民黨最重要的特工組織“軍統局”。出於對蔣介石的絕對忠誠，他漸漸贏得蔣介石的寵信，並迅速成長為蔣的左膀右臂。
如今日軍兵臨城下，國難當頭，整個上海灘正處於血雨腥風之中，戴笠卻飄然而至，這讓杜月笙既欣喜又詫異。
二人賓主落座之後，照舊先是寒暄數語，戴笠便直截了當地說明來意，此事讓杜月笙大為躊躇。戴笠所言所語，在縱橫上海灘幾十年、威風八麵的杜月笙看來，委實過於瘋狂和大膽。
原來，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不久，華北戰局急轉直下，迫於形勢壓力，戴笠就電令軍統局天津站長王新衡迅速組織了一支“便衣隊”。出於奔赴國難的熱情和對日軍的深深仇恨，許多愛國青年紛紛投效旗下，短短幾日便將便衣隊的規模擴大到兩千多人，擁有長短槍七百多支，他們主要的任務是在敵軍占領之地從事襲擊任務。
這一次的成就大大激發了戴笠的雄心壯誌，他親赴上海拜訪杜月笙，正是想利用杜月笙無人望其項背的影響力，在上海建立一支人數更多、戰力更強的新軍。
戴笠滔滔不絕向杜月笙透露著自己的驚人計劃，他希望這支新軍能有足夠的兵力，分布於滬西、浦東和蘇州河一帶，正式協助國軍作戰。
如此龐大而複雜的計劃，使得杜月笙不得不打斷了戴笠的話，他試探性地問道：“依雨農所講，所謂足夠的兵力大概需要多少人？”
戴笠回答得簡潔而幹脆：“最低限度要一萬人才行！”
“一萬人！”杜月笙聽了，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旦夕之間便要召集一萬人之軍力，談何容易？若說打架滋事、呐喊助威，憑著杜月笙在上海青洪幫的無上地位乃至整個工商界的龐大勢力，別說一萬人，便要三萬五萬，也是頃刻可辦。然而要說編製成軍，在虎狼敵軍的飛機大炮之下，叫這些紙醉金迷、遊手好閑的白相人脫下綢緞，著上軍裝，在不經過訓練的情況下就上火線殺敵，就算杜月笙自己敢為人先，他能拖得動上萬子弟拋頭顱、灑熱血，為國捐軀嗎？
戴笠見杜月笙躊躇不語，麵露難色，頓時便加重了語氣：“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此事關乎抗戰之大計，民族之危亡，所以，我在離開南京之時，特別跟蔣委員長請示過了。委員長認為勢在必行，並且還答應，隻要能召集到人馬，所有的番號、軍械、彈藥和糧餉，都可以由國民政府頒發。”
一聽此事得到蔣介石的力推，杜月笙眼睛一亮。他知道，蔣介石萬萬得罪不起，況且抗日救國關乎生死存亡，是人心所向。看來，不管成功與否，唯有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朝這個目標去做。
於是他微微一笑，說道：“這是一件大事體，憑我杜某一己之力怕還不夠，要想促成此事，就得多找幾位朋友，大家分頭設法才可以。”
“杜先生說得極是，”戴笠順手掏出紙筆，說：“我們彼此商量一下，開出一個籌備者的名單來。”
兩個人湊在一起，對上海灘工商、軍政界的熟人做了一個簡要的歸納，不多一會兒，便開出一個濃縮過的名單。大抵上，這些人都可以為此事出力，其中不乏上海市長俞鴻鈞、新任廣東省主席吳鐵城，金融界的錢新之，工商界的貝祖貽，還有軍政界的劉誌陸、吉章簡、蔡勁軍等人。
名單擬好後，戴笠興奮地說：“籌備的地點就設在三極無線電學校。”
三極無線電學校設在法租界，與杜公館相距不是太遠，對杜月笙來說，這個安排還是相當方便。
雖然杜月笙的青幫弟子遍布上海灘，但是平日裏多為散兵遊勇，因此他對軍隊的編製及募集顯得相當陌生。但戴笠卻顯得信心十足：“杜先生，募集一萬人馬其實並不難，我在京滬兩地擁有一支負責情報和行動的隊伍，集中起來至少有幾百人，還有此刻正在受訓的學生軍，要他們投筆從戎，參加抗敵，我想也有兩三千人。照這樣算來，杜先生這邊隻要號召個六七千人，就足夠了。”
杜月笙一聽，也興奮起來，登時便說道：“方才我也想到了，上海各區的保衛團有些人手和槍支，而且多少受過一點兒訓練。他們的團長多半是我的學生，組織千把個人應該不成問題。”
“對啊！”戴笠激動地猛拍巴掌，又提醒道：“杜先生別忘了，你還有兩員大將呢！”
“哪兩個？”
“陸京士和朱學範。”
杜月笙恍然大悟，陸京士和朱學範在郵電工會中頗有影響力，上海有一百多萬的工人，這些工人的愛國熱情從不甘居人後，倘若在工人中征集幾千人，那還不是一句話的事！
這一晚，二人一席長談一舉奠定了“蘇浙行動總隊”、“忠義救國軍”成立的基礎，同時也讓杜、戴二人日漸親密起來。更重要的是，由於這次會晤，竟使杜月笙的命運和前程全部為之改變。
經過杜月笙、戴笠及上海各界人士的努力，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內，竟然真的征集到一萬餘人投身行伍。這支倉促成軍的新編勁旅，還分別由蔣介石特別電令，頒予“蘇浙行動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的番號。
“行動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分別由杜月笙、戴笠、劉誌陸擔任，另外還有十五位委員，除杜月笙、戴笠和劉誌陸外，還有財政部長宋子文，軍政界的俞作柏、張治中等人，最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大亨張嘯林竟然也位列委員名單。自抗戰全麵爆發以來，三大亨中，除杜月笙以外，黃金榮年老體邁，閉門不出，張嘯林則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靜靜觀察著事態的發展，杜月笙為防患於未然，硬是把他的名字拖進委員名單，免得他日後附逆下水，當了漢奸，留一世罵名。
“別動隊”的第一支隊由杜月笙的學生何行健出任隊長，共有兩千多人，來源都是青洪兩幫的弟兄。這些來自白相人地界的幫會成員著正規軍裝，扛三尺步槍，奔赴前線，跟日本豺狼之師以死相搏，由此可見杜月笙對於他們有多大的影響力量。第二、三支隊分別由杜月笙的愛徒陸京士、朱學範負責，人數更是達到四千餘人，這些成員主要來自各個行業的工人護工隊。當征軍通告下發之時，這些愛國的工人應者雲集，四千多人很快集結完畢，並順利組成兩個支隊。
戴笠在京滬一帶擁有一支負責情報和行動的隊伍，統統被編入第四大隊，由軍統幹部張業任支隊長。最後一個支隊，則是由高中以上的學生軍和受過軍訓的熱血青年組建而成，並由戴笠的舊部陶一珊親自負責訓練和指揮。
行動隊成立之後，由戴笠在青浦成立技術訓練班，又在佘山成立教導團，更設特訓班於鬆江，分批予以短期訓練。訓練的項目除開作戰以外，另外加上了從事遊擊戰所必需的技能：偵探、破壞、突擊和暗殺。
行動隊的武器裝備、被服用品由當地駐軍撥發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需自行解決。於是杜月笙又到處設法，征用民間所存的武器和彈藥，發動上海金融界的朋友捐錢捐物，予以購辦。
日本人威逼利誘
中日大戰如火如荼，天崩地坼，整個上海灘到處都是烈焰騰煙，遮天蔽日。淒厲恐怖的戰爭場景讓人觸目驚心，同時也讓國人熱血沸騰，義憤填膺。就在杜月笙毀家紓難，大張旗鼓積極參加抗戰的時候，最不可思議的一件事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