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曹務春及合作者曾經關注過H7亞型流感病毒的風險。他們在2008年發表的研究中指出，H7和H9亞型的流感病毒對人類的威脅與H5亞型的相似。
他們做了一項研究，去考察在中國H5N1爆發的地區中，人們感染H7和H9亞型禽流感的可能性。在2006年和2008年，他們累計從四個省和自治區采集了近1500人的血清，在其中兩個省份中發現了少量的H9病毒感染者，但沒有發現一例H7病毒的感染者。
這讓研究人員們認為，H9亞型的病毒可能更具現實危險性。他們強調了H9和H5病毒可以同時存在，並且有在人體內發生基因重新組合的風險。“因此，在低水平流感感染可能存在的地區，廣泛的公共衛生監測應該建立和維持。”他們指出。
曹務春等人取樣的四個省和自治區是中國北方的新疆、山西、山東和遼寧，未包括此次出現H7N9疫情的南方省份。
這可能是中國科學家最接近於對H7病毒發出警告的一次。
4.傳染病頻發災難：古人創造五大防治法
我國近年來也處於傳染病頻發期，從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到爆發H7N7型禽流感疫情，都在說明傳染病時時刻刻都在危及人們的身體健康和正常生活。其實，曆史上傳染病就頻頻發生災難，一直危害著人們的身體健康和正常生活。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與傳染病鬥爭的曆史。
公元前556年秋天，中國正處於南北朝時期，當時江南出現了一種怪病。這種病的症狀不僅在人的身上表現出來，也在狗的身上表現出來。人們逐漸意識到這種病可能與狗有關，於是聯合起來於10月24日驅逐這些“狾狗”。這就是我國現有典籍上首次記載的傳染病：狂犬病。
傳染病的曆史與人類曆史相始終，具有悠久曆史的中國也不例外。據《中國傳染病史料》統計，中國疫年與非疫年的比例分別為：兩漢三國時期是一比七點六，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一比四點九，隋唐五代時期是一比六點五，兩宋時期是一比三點一九，元朝一比二點三，明朝是一比一點七七，清朝是一比一點二三。周秦時代關於傳染病的記載相對較少。就次數來說，據《中國救荒史》的不完全統計，曆朝曆代發生傳染病的次數分別是：周代一次，秦漢時期十三次，三國兩晉時期十七次，南北朝時期十七次次，隋唐五代時期十七次，兩宋金元時期三十二次，明代六十四次，清朝七十四次。從這兩組數字上不難看出，從古到今，傳染病的發生頻率基本上是越來越高。
清朝是一個傳染病高發期，幾乎每隔一年就發生一次疫情。尤其是1910年的東北鼠疫，死亡六萬餘人，震驚中外。
傳染病在古代是十分可怕的災難。東漢末年，傳染病肆虐，每隔幾年就有一起甚至多起傳染病流行。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曹操的軍隊於秋天來到當時的血吸蟲病流行區域，冬天作戰之時，將士染病近半數，極大地削弱了戰鬥力。而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傳染病。曹植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1）建立防治結合的傳染病防治體製
從文獻來看，中國古代十分注重防治結合，尤其在國家安定、力量較強的時期，對傳染病的控製最為有效。例如在周代，醫已經有自己獨立的係統。民間疾疫也有專門的醫生來治療，叫做“疾醫”。秦漢時衛生問題開始受到重視。《論衡》一書告誡人們不能吃老鼠碰過的東西；《金匱要略》則指出，絕不能吃被蟲子、螞蟻咬過的掉在地上的果實；漢代還規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秦朝還十分注重用法律來控製傳染病，並創造了隔離的防疫辦法。秦律規定，凡麻風病人都要送往“癘遷所”隔離起來。西漢時碰到疾疫，也采取了及時的隔離措施，以防傳染。隔離觀察治療的最早記載見於《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而到了南北朝時期，則已成為製度。據《南朝齊會要·民政》記載，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曾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