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上的防疫措施不斷完善，但在部分地區仍有鼠疫流行。在20世紀70年代鼠疫出現了流行高峰，1974年全球共發現2756例疫情，其中越南占1592例。20世紀90年代以後，鼠疫的發病地區主要為亞洲、非洲及美洲。1944年東西半球同時發生嚴重流行，其中印度蘇拉特邦的爆發最為顯著，共693例。近年世界每年報告的病例在2000例以上。我國自1960年以後，每年僅發生1～10例左右，惟1995年有12例，1996年有98例。中國衛生調查證實，中國鼠疫疫源地分布在17個省、216個縣。1985年的鼠疫由青海、西藏擴展到雲南、內蒙古、新疆、甘肅共6個省區。這些數據提示我們，雖然鼠疫已經沒有過去那樣猖狂，但它仍在威脅我們，仍是應當重點防範的烈性傳染病。
人類總是在不斷地遇到困難，然後又不斷地戰勝困難，在戰勝困難的過程中，我們總會得到一種或者幾種寶貴的經驗。在歐洲中世紀鼠疫大流行期間，人類發明了隔離檢疫製度。
14世紀後半期及15世紀，歐洲多次受到黑死病的襲擊，意大利的一些港口首當其衝，在瘟疫流行的環境下，人們不斷建立防疫意識。在米蘭鼠疫流行期間，教堂內的人與外部隔離而未患鼠疫，米蘭大主教因此提出了隔離方法，當時隔離的時間由30日延長至40日，這個製度也被用於船隻到達港口後全體船員被隔離與監視的期限。與此相應的，在港口特別設置了港務監督——“健康監督人”的官員，這些都與商業利益有直接關聯。後來在城市裏出現了“城市醫生”的專職防疫人員，醫生在疫病流行時，身著長袖長衫，戴上僅露眼部的長鼻麵罩，頭頂大沿禮帽，手持教鞭在街上行走，用“黑馬車”在全城收撿屍體，這種措施也被許多歐洲國家采用。與隔離檢疫相應的，歐洲許多大城市頒布了防止傳染病傳染和播散的法規，其中以倫敦、巴黎、紐倫堡的條例最為著名。在控製人間鼠疫的同時，人類開始注意到基礎衛生設施的建設，如城市應保證優質的飲水和完善的下水道，並提出以滅鼠來抑製鼠間鼠疫。這些隔離檢疫製度都是從歐洲中世紀開始沿用至今的衛生體製。
19世紀80年代以後，一些國家相繼成立了衛生研究機構，如1885年在柏林、羅馬和巴黎成立了衛生研究所，1891年成立了利斯特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廣泛開展了衛生學實驗研究。1894年，法國細菌學家耶爾森和日本學者北裏柴三朗在香港鼠疫流行期間發現了鼠疫杆菌，又稱耶爾森氏菌。現在從流行病學和病理學研究得知，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疾病，疾病的病源被認為是沿中印邊界的喜馬拉雅山邊沿地區的黑鼠。鼠疫一般先流行於鼠類及其他齧齒動物之間，之後借助鼠蚤叮咬而傳給人，從而造成人間鼠疫。
鼠疫的潛伏期2～7天，臨床多表現為腺鼠疫型、肺鼠疫型、敗血症型和輕型。腺鼠疫以淋巴結腫大為特點，即中醫所稱的核子瘟，其主要傳播方式是鼠—蚤—人。腺鼠疫可蔓延至肺部轉為肺鼠疫，也可因肺部經呼吸道感染而發生原發性鼠疫，其傳播方式是人—人，因為肺鼠疫以呼吸困難和缺氧所致皮膚青紫為典型表現，故又稱黑死病。敗血症鼠疫最為凶險，如不立即搶救，可於數小時或2～3日內死亡，不過敗血症鼠疫也有輕微的，這多見於流行初期或末期以及曾接受預防接種者，這種症者的表現是局部淋巴結腫大。
鼠疫診斷主要依靠流行病學資料、臨床症狀和細菌學檢查確診。在中世紀歐洲，其治療除依靠宗教懺悔和隔離外，治療藥物主要是佛羅倫薩醫生提供的蛇肉，這種蛇肉是含100多種成分配製的“解毒藥”，實踐證明這種“解毒劑”無濟於事。20世紀40年代，鼠疫主要用磺胺類藥物和美蘭治療，不過自從鏈黴素問世以後一直是鼠疫的首選藥物，其後研製出的四環素、氯黴素也有較好的效果，聯合用藥效果更佳。目前疫苗僅用於疫區人群，進入疫區者除施以物理防護，如戴口罩、穿防護服外，可口服四環素和注射鏈黴素加以預防。
中國關於疫情防治的情況文獻方麵記述甚早，如明代徐樹丕的《識小錄》、吳震方的《花村談往》中已較詳細描述病情、疫情。在清代乾隆時，學者洪亮吉的《北江詩話》和其後的俞曲園之《俞曲園隨筆》、光緒時李日謙的《藥言隨筆》等書，均從鼠致疫論說病源。清代開始有研究鼠疫專書，如吳學存的《鼠疫治法》、羅汝蘭的《鼠疫彙編》和吳崇宣的《鼠疫約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