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覲見之時，慈禧太後“語及時局日非，不覺淚下”。岑春煊當麵彈劾奕劻：“近年親貴專權，賄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紀綱掃地，皆由慶親王奕劻貪庸誤國，引用非人。若不力圖刷新政治，重整紀綱，臣恐人心離散之日，雖欲勉強維持，亦將挽回無術矣。”[54]
奕劻作為中央官製改革任命的內閣總理人選，卻被岑春煊彈劾成一個禍國殃民之輩。慈禧太後“初聞此言，頗有怒容”，當麵質問岑春煊：“何致人心離散？汝有何證據，可詳細奏明。”岑春煊將周榮耀案進行陳說後，反問慈禧太後：“今日中國政治是好是壞？”慈禧太後說：“因不好才改良。”岑春煊再次反問慈禧太後：“改良是真的還是假的？”慈禧太後這一次“又現怒容”，質問岑春煊：“改良還有假的？此是何說？”[55]
岑春煊見慈禧太後一怒再怒，立即改變語氣：“太後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觀察，奉行之人，實有蒙蔽朝廷，不能認真改良之據。請問太後記得在岔道行宮時，蒙垂詢此仇如何能報？臣當時曾奏雲：報仇必須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學校。旋蒙簡授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足見太後求才之切。”
在岑春煊看來，20世紀最貴的是人才，要想報八國聯軍進京的奇恥大辱，一定要擁有各方的人才，讓中國富裕強大起來。可是，岑春煊告訴慈禧太後：“此刻距回鑾已將七載，學校課本尚未審定齊全，其他更不必問。”
連課本審定都還沒有搞完，更別提人才培養了。改革能是真的？
“前奉上諭，命各省均辦警察，練新軍，詔旨一下，疆臣無不爭先舉辦。”岑春煊認為，督撫們辦警察、練新軍的真實目的是賣官斂財，“創行新政，先須籌款，今日加稅，明日加厘，小民苦於搜括，怨聲載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財用於公家，百姓出錢，尚可原諒一二。現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較從前更加腐敗。從前賣官鬻缺，尚是小的；現在內而侍郎，外而督撫，皆可用錢買得。醜聲四播，政以賄成，此臣所以說改良是假的。”[56]
岑春煊突然反問慈禧太後：“太後亦知出洋學生有若幹否？”慈禧太後說：“我聽說到東洋學生已有七八千，西洋尚未知悉，想必亦有幾千。”岑春煊又道出了人才教育的一個最危險的問題：“古人以士為四民之首，因士心所向，民皆從之也。此去不過數年，伊等皆畢業返國，回國後眼見政治腐敗如此，彼輩必聲言改革。一倡百和，處處與政府為難，斯即人心離散之時。”
過去，科舉是中國執政者選拔官員的唯一合法通道。如今，國家的富強需要全方位的新型人才，因此清政府執政集團一廂情願地認為，廢除科舉可以讓更多的人才接受新式教育，為國家的改革貢獻力量。而現實是，廢除科舉導致鄉村精英失去了在基層的地位，更失去了在官僚係統的發展機會，他們湧向城市進入新學堂進行學習，尋求一個全新的生活與發展空間，一旦現實不能滿足他們的預期，他們就會倒逼改革。
岑春煊在跟慈禧太後對話時，沒有將更危險的極端革命問題說出來，隻說了一句，“臣愚實不敢言矣”。說著說著，岑春煊開始“失聲痛哭”，慈禧太後的眼淚也跟著嘩啦啦流下。慈禧太後抹了抹眼淚說：“我久不聞汝言，政事竟敗壞至此。汝問皇上，現在召見臣工，不論大小，即知縣亦常召見，均勖以激發天良，認真辦事，萬不料全無感動。”[57]
慈禧太後一直對岑春煊寵信有加，萬萬沒有想到一直倡導立憲的岑春煊對改革竟會如此失望。奕劻跟袁世凱已經結成了一個牢固的政治聯盟，清政府執政集團的少壯派羽翼未豐，不足以與奕劻、袁世凱的聯盟抗衡，唯有瞿鴻禨可以在中央鉗製奕劻。袁世凱雖交出四鎮兵馬，但重生的北洋集團實力依然強大。因此，慈禧太後任命岑春煊出任郵傳部尚書，意在讓他收歸北洋集團的實體產業，抽走袁世凱的資金鏈。
商部尚書收賄賂、喝花酒、納歌姬
1907年5月5日，即岑春煊走馬上任郵傳部尚書的兩天後，禦史趙啟霖將一份《段芝貴夤緣親貴，物議沸騰折》的彈劾報告呈報到慈禧太後的手上，揭露黑龍江巡撫段芝貴花巨金買歌姬，性賄賂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上年貝子載振往東三省，道過天津，段芝貴複夤緣充當隨員，所以逢迎載振者更無微不至。以一萬二千金於天津大觀園戲館（天仙茶園）買歌妓楊翠喜，獻之載振。”[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