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帝國”確實不隻在郭家店，身份不是農民，骨子裏比農民更農民，而且還瞧不起農民的人，更容易鬧出“帝國”的悲劇。在小說的後部我借一個重要人物封厚的嘴說了一番話，郭存先的悲劇反而救了郭家店，以後的郭家店不會再稱王稱霸，卻會發展得更健康。生活總是有希望的。現實也確是如此，有些曾輝煌一時的單位，當第一代創業的霸主下台後，有的垮了，有的獲得了再生，郭家店應屬於後一種。
於是，“帝國”從構建到覆亡的悲劇，在一片興旺的繁華中顯得十分奇特。正是這種奇特構成了它的差異性和典型性。在一個大變革時期，要破除舊有的束縛，建立新的秩序，人的因素極其重要。
而人的概念在悄悄地發生著改變。人的概念的寬泛，帶來了文學概念的無限寬泛。這時候，對文學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尋找差異。差異是最珍貴的，因為有差異才有存在的必要。作家發現了與他人不一樣的東西，就發現了自己創作的價值。
這部書之所以耗費精力最多，說明它值得我下這麼大的力氣，它凝鑄了我的一種情結和責任，我自然就很看重這部小說。寫這樣一部書，我必須具有最起碼的自信：覺得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不同於別人，自己對農村的感覺也是別人所沒有的，將這個“農民帝國”的故事寫出來是一件有意思，也是有意義的事。
一個好的故事可以涵蓋一切，它可以成全一部好小說。如果故事不能成立，立意蹩腳而陳舊，情節漏洞百出，人物就成了累贅，小說也必將成為災難。所以，我以為一個好故事，就是一部好小說，甚至就是一個好作家。對於作家來說，文學的才能大家都具備，隻有講述故事的才能才是罕見的，它考驗著作家的成熟度、觀察力和敘事技巧。
而支撐故事需要兩樣東西：一是屬於自己的稱得上是思想的東西，二是一些實實在在的文學意義上的細節。思想通過人物和故事表達，細節就是小說的血肉，好的細節對一部小說的成敗至關緊要。而細節是“虛”不出來的，光靠花裏胡哨不行，必須是些實實在在的東西。寫這部小說之所以耗費了這麼長時間，很多工夫都下在“實”處了。我對這部小說的期待也是這樣，無論寫得好壞，能讓人覺得是個實實在在的東西就行。
中國文壇近三十年來異常活躍的文學景觀，足以證實這種追尋差異的必要。
當代文學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斷湧現新潮流。隨著社會的逐漸成熟，當代文學也成熟起來，個性強烈，色彩紛呈，形成了龐大的各具特點的作家群落。也隻有這樣，當代文學才有可能具備一定的自信，和現實對話，乃至和曆史對話。
中國的文學史極其輝煌，巨人如林。但概括為一句話就是：記錄了文學和現實的關係。我的全部創作都在力圖實踐這個原則。《農民帝國》所體現的也是這樣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急劇變化的現代化轉換期，有張力也有矛盾，有機會也有困難。這種變革本身就有著巨大的社會批判功能，必然也會影響到文學進程的推進。
現實對人一直都在進行著雕刻乃至扭曲，因此現實主義文學也不是簡單地複製現實。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探索和發現，應該符合現實生活本身的規律，又折射出作家對現實的人文關懷和深邃的理性思考，表達人性的要求與靈魂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文學主體，就該以這種現實主義的魄力和勇氣，敏銳地忠實地多方位地表現當代社會的生活真實，呈現出一種開闊、凝重的品格。
然而，現實的本性是變化。世界在變，生活在變，人在變，文學在變，其實文學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變：魏晉辭賦有別於先秦諸子，韓愈能“文起八代之衰”，就是一次大變。歐陽修的豐贍，三袁張岱的自然，龔定庵的峭拔，直至魯迅的犀利，林雨堂的潑俏……文學也從未因內容與形式的變化而停滯……過去的文學給人類提供的是出類拔萃的精神和情感。
任何時代能夠流傳下來的，也隻能是精神和情感。在今天這個物欲極度膨脹的商品時代，人們最缺乏的恰恰就是精神和情感。因此，文學的命運不是將被取代，而是變得更加為人們所必需。
蔣子龍
201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