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帝國》是迄今最讓我耗神的一部長篇小說。
豈止是富裕起來的農民容易懷有“帝國”的夢想，寫長篇，也可以視為是作家在建構自己的“小說帝國”。無論這個“帝國”的規模如何，成敗如何，都包含著構成一個“帝國”的全部因素和夢想。
而現實世界充滿事件，突如其來，層出不窮，幾乎是霸占了人們的想象力。現實比任何小說都更令人不可思議，更使人有陌生感，這就越發增加了作家構建“小說帝國”的難度。是現實生活中的戲劇性，又幫了作家的忙。喜事和喪事同在，盛世和末路並存，現實變得無法預測、無法把握……然而在小說的虛構中，卻可以做到這一切。
因此，《農民帝國》就這樣成了一部我命中注定、非寫不可的作品。
我在城市裏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也確實寫了不少工業及城市題材的小說，長期以來約定俗成，便把我劃在“寫工業題材”的行列內。我始終認為一個成熟的作家不該受題材的局限，何況我對農村曆來懷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那是一種天堂般美好的生活，在生命中永久地留下了一片生機勃發的翠綠，富有神奇的誘惑力和征服性，為我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運的根基。是童年養育了一個人的性情和性格，童年生活對人的一生有著重大影響。至今我對農村的感情依然很深，平時關心著有關農村的消息，甚至每天聽天氣預報，首先想到的是氣候變化對農作物的影響……因此我一直覺得自己骨子裏是個農民。而眼下要反映中國現實，似乎沒有比選擇農民題材更合適的了。
這還因為，懷有“農民情結”的不光是我，還有我們這個國家。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變革都與土地有關，如商鞅、王安石的“變法”，張居正的“新政”等，而每一次農村的變革，又都推動了曆史的發展。同樣還應該承認，是農民革命造就了共和國，至今農民仍是社會的主體，像以往一樣是推動社會曆史前進的原動力。被鄧小平稱做是“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有人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讓中國農民醒了，毛澤東讓農民站起來了，鄧小平讓農民富了。
農民是怎麼富的？富到了什麼程度？富了以後又怎麼樣？
這些問題想想都很有意思。我的文學觸角一直關注著現實，不可能不為其所動。如果能寫一部關於農村的小說，描寫蘊涵著農業文明形態下的鄉村和農民，在麵對幾十年紛繁變幻的現代化進程時，他們都作出了哪些反應……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情結，對我的小說園地來說也是一種責任。
毛澤東說過，中國什麼問題最大？農民問題最大。不懂農民就不懂中國。農民的問題貫穿於中國數千年曆史發展的全部過程之中，其社會結構、政治製度、觀念形態以及運作方式，無不是農民意誌動向的直接或間接反映。這就是《農民帝國》的意蘊，我甚至覺得從意識形態上講，或者從文學意義上講，目前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倒有類似城市的大農村。現代農村在害城市病，模仿著城市，大量建造跟城市相同的房屋；城市又在害農村病，大興土木，到處是農民工在支撐著城市的建設和運轉。
這部小說斷斷續續地磨蹭了很長時間，但這不是“十年磨一劍”的“磨”，是“磨洋工”的“磨”。準確地說是放下、拾起，再放下、再拾起。我雖然很看重這個構思，但開篇後常常感到駕馭不了這個主題，對現代農民的命運把握不準，不能完全參透他們靈魂的脈絡，以及現代農村變革的得失……便幾次知難而退。
當放棄寫作後，心又有所不甘，過一段時間手又發癢，便再把書稿拾起來。就這麼拖拖拉拉地磨蹭著，後來我想明白一個道理，對農民的命運和近三十年農村生活的變革，參不透就不參，把握不了就不去把握，我隻寫小說，能讓自己小說裏的人物順其自然地發展就行。
世界為空，人乃一切。世界不過是人的靈魂的影像，人的自身就潛藏著支配萬事萬物的規律。作家要信賴自我，不為外物所累。隻有自己才是主體，並有責任了解一切，也敢於麵對一切。作家的全部才華就是感覺的新穎，感覺就是思想，藝術的核心秘密是活的靈魂，而不是變化萬端的現實事故。
——這就要把握住小說的人物。社會的轉型和進步格外需要有勇氣、有膽識和有創見的人物。幾十年來這樣的人物我接觸的太多了，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我之所以在生活中特別關注這樣一個群體，或許跟我對文學理解有關。在《農民帝國》裏的主人公郭存先身上，中國農民的優點和缺點都異常明顯。現代農民的“脫貧致富”，不是從前的“痞子運動”，都是一些很優秀的農民。
當環境寬鬆，給了他們能夠施展才智的空間，發財致富似乎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有了錢以後。這個“帝國”更像是一個自我膨脹的夢幻，看似龐然大物，稱王稱霸，有君王般的權勢和奢華，骨子裏卻虛弱得很，被錢燒得五急六受。商品社會沒有錢不行，光有錢也不行，錢太多了如果壓不住，錢也會鬧事。商品社會沒有錢不行，光有錢也不行，農民活不下去會出事，錢太多如果壓不住錢，也會被錢燒得難受。當今世界不是錢很多、大富翁也很多嗎？於是錢就在鬧事，金融居然也形成大的“風暴”，而且比自然界的大風暴對現代人類的摧毀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