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科學家們不僅喜歡找理由，而且無時無刻不在找理由。
想想我們上物理課時做的實驗。實驗結果是不可能得到理想值的，對吧？老師給我們解釋說，這是誤差。空氣阻力也好，物體表麵不夠平滑也好，你們的尺子不夠精確也好，總之到處都有引起誤差的原因。
但問題是，科學家就能創造出絕對理想的實驗環境嗎？他們創造出絕對光滑的物體了嗎？他們創造出不受觀測幹擾的實驗了嗎？不，他們永遠都創造不出來，所有的實驗結果、觀測數據永遠都有誤差。
科學家有能力減少誤差，比如說改進實驗技術，更換各種實驗條件來對比實驗數據，通過多次實驗計算誤差的分布，看看曲線是不是正常。但是，科學家永遠沒法真正消除誤差，也沒法精確地認定數值的某一個部分肯定屬於誤差——假如能精確認定，也就不存在誤差了。
再者，科學中不乏上述水星觀測這樣的例子，它是一個孤單的證據，當時的科學家們沒法找到同類例子，也就更沒法確定數據的偏差到底是不是屬於誤差了。
所以，實驗數據總是給錯誤容留了空間。而科學家又沒有嚴格的辦法去判定每一個錯誤數據的出現到底是因為實驗誤差，還是因為理論本身的錯誤。雖然大部分時候科學家的判斷沒有錯，但是到了水星的那個例子裏，顯然實驗數據已經失去了糾正科學理論的功能了。
這個例子也駁斥了另一種科學觀。我們前麵說過，在麵對休謨對歸納法的懷疑時，有一種科學觀回答說，雖然歸納法不能得出必然真理，但是隨著經驗的積累（也就是實驗次數的增加），由此歸納出的科學理論在概率上能越來越接近真理，科學是一種概率真理。而波義耳認為增加實驗次數並不能增加概率，這裏並沒有概率可言。於是波義耳提出了另一種科學觀，他說，隻要是能夠證偽的理論，就屬於科學理論。比如宗教把任何發生的事情都解釋成“神的意誌”，這種理論就沒法證偽，就不是科學的理論。波義耳的這種科學觀念，叫做“證偽主義”。
然而，前麵的例子說明了，即便在與理論不同的數據麵前，科學家們也不一定就會承認理論的錯誤，他們能找到很多理由，而且可以無窮無盡地找下去。科學家們在麵對異常數據的時候，是選擇尋找更多的理由還是去質疑理論本身，這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類似的例子並不少。1956年，李政道和楊振寧發現了宇稱不守恒定律（啥意思大家不用知道了），這在物理學界是一件大事，其衝擊效果類似於證明出“能量不守恒”來。兩個人因此得到了諾貝爾獎。然而實際上，在27年前，1929年的時候，一些實驗就已經出現了支持宇稱不守恒的數據。但是科學家們覺得宇稱不守恒這事兒太扯了，就認為這些異常的數據隻是誤差而已。
但這並不是科學家們的錯。
宇宙中確實可能存在未知的星球、存在磁場，它們也確實幹擾過數據，以往這樣的事情也發生過，幾乎每一次，科學家們給異常數據找的理由都挺靠譜的。
回到我們的假設，假設牛頓時代的科學家們提前知道相對論了，而且科學家們發現相對論能恰好解釋水星位置的誤差，那麼他們會放棄牛頓嗎？
我們剛才說了，假如你是科學家，你選擇相信哪個呢？一邊是一個沒聽說過的科學新人提出的一套全新的、複雜的新理論，徹底推翻了現有理論，唯一的證據是一組可能由誤差產生的異常數據；另一邊是一個在兩個世紀裏被無數人無數次驗證的經典理論，外加一顆遠離人類一億公裏的一顆小小的尚未被發現的新衛星以及我們對自己天文觀測能力不足的謙虛承認。
換句話說，為了一個獨立出現的異常數據，我們應該推翻一個被驗證了成千上萬次的成熟理論，用一個更複雜的全新理論取而代之嗎？
或者你會堅持說，你自己選擇不出來，是因為你不夠聰明，沒有足夠的科學素養，看不到這個問題背後蘊涵的“科學含義”，或者是思想不夠開放。換句話說，你以為隻要改進科學界對新理論的判斷方式，讓科學界對新理論的包容程度使其更“民主”（但並不存在一個什麼“科學委員會”“科學審查機關”之類的東西負責“審查”新的科學理論，所以科學界也沒有什麼民主不民主的問題），那麼這就是一個可以避免的缺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