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媒介在這種無意識中成為將女博士推向壓力順從的幕後黑手，通過符號暴力放大了其“妄自菲薄”形象的刻板。在《非誠勿擾》的舞台上，經常可以聽到女博士身份的女嘉賓辯駁“女博士也是女人！”或“女博士也是正常的！”這類表達，進而展示自己溫柔賢惠等屬於傳統女性習性的所謂“優勢”。這種媒介形象不可避免地經過了男權文化的調整，以表現出權力關係對女性角色的期待。而受眾也在傳播過程中接受了這種刻板的塑造，或者說是向意識深處早已隱藏的性別模式的專製妥協了。
其次，商業化的市場環境也讓女博士成為“被消費”的媒介生產對象。當女博士敏感的身份象征遭遇媒介市場的傳播價值，那麼就唯有“顛覆”和“解構”可以滿足現代社會對信息消費的需求了。於是，女博士這個群體在商業化的“強迫”下“淪為”媒介經濟增長點的“重要貢獻者”，在不斷反複的刻板顛覆中彌合了公眾對娛樂消費的通俗欲望，進一步使自身成為“被看”的對象，逐漸消解了這一群體的本真麵貌。
《非誠勿擾》中的女博士看起來是千姿百態的，有些甚至是以完全背離刻板印象的形象示眾，或美豔活躍，或熱衷玩樂。這表麵上是在完成對刻板抵抗的社會表達，實質還是逃不脫公眾對女博士的想象期待，“獵奇性”心理由此得到滿足。從這個意義上看，不必區分主動和被動、生產者和消費者，消費文化和大眾媒介“合謀”了一場對女博士媒介形象的生產，且這種生產是能夠循環消費的。“行進中的刻板”不僅是在博弈中構建出來的動態過程，更是消費過程中的二次生產，大眾文化的多樣性使之成為可能。顯然，節目製作者深諳此道，包括女博士在內的所有女嘉賓都經過精心挑選，然後被各種符號包裝出來，具備了“被看”價值和話題動因，從而最直接、最有效地完成了節目製作方對收視率的商業追求。
女博士作為社會精英群體，在知識積累、學術視野、自我實現等方麵理應比低學曆女性更加自信。但迫於滯後的社會性別理念和消費化、商業化的媒介趨向，她們反而成為深陷符號暴力之中的“弱勢群體”，頻頻向主流社會和男權主義示弱和順從。這種自我矛盾的心態和行動無疑使“內在焦慮”構成了女博士群體的社會表達。這是高學曆女性的悲哀，更是社會發展的悲哀。因此，修正媒介強加於女博士媒介形象之上的意識形態，提升社會個體對性別意識的覺醒，不僅是女性主義的理念延伸，更是社會進步的客觀需要。
注釋：
①③【法】布迪厄 【美】華康德著，李猛 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頁、第227頁、第196頁
②袁漱涓：《現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5頁
④【法】布迪厄著，許鈞譯：《關於電視》，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