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議題設置不佳，挖掘缺乏縱深。比如，由媒體人轉為媒體研究者的錢鋼先生曾指出，詞語有生命，通過政治詞語的出生、發育、萎縮、消亡和不同政治詞語構成的色譜變化，政治家的施政軌跡被勾勒出來，不容易一眼看出的政治趨勢會顯露出來。他發表多篇“語象”報告，其中，2013年年底發表的年度“語象”報告，指出中共黨內的8大“開明話語”——“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以人為本”、“政治文明”、“黨內民主”、“民主政治”，在2013年的傳播頻度都跌到曆史最低點。
包括南都在內的不少媒體，也試圖對不同時期的官方報告作出解讀，但常聚焦於“中國”、“人民”、“政協”等詞以期觀察某種政治趨勢。從效果來看，並不好。因為這些相對空泛的詞語時代色彩較淡，並非衡量時局變化的敏感溫度計。讀者會感覺記者隻是為統計而統計。所以，報道主題與詞語的挑選，仍有賴於新聞人更加到位的判斷和提煉。
再如，不少媒體僅止於“官方如何報告，我就如何報道”，缺乏問題意識，沒能進一步做數據挖掘與數據比較。比如，隨著財政透明度普遍提高，對於政府的三公消費，如果停留在可視化呈現這些數據，讀者可能並不滿足。從這些數據中發現問題才能讓讀者有所收獲。如一個鎮街的接待費預算有5000萬元，官方通報的這個孤立的數字價值並不大，但如果采編人員將其與往年數據、與其他鎮街數據做出對比，這組數據的意義就呈現出來了。如果其中有貓膩，我們還可做進一步追問。這樣的數據可視化報道，才不是綿軟無力的展示，才可望在議題上獲得突破。可見，選題如果缺乏熱度，僅做形式上的追求，對讀者的吸引力是有限的。
其三，錯過新聞熱點，傳播效果平平。一般來說，與文字稿、攝影圖片相比，數據可視化產品的生產過程要複雜不少，生產周期也相應變長。在互聯網時代，社會熱點的轉換異常迅捷，各領風騷兩三天，所以，許多精心準備的新聞產品生不逢時，容易為人忽略。但不少媒體沒能認識到數據可視化報道的“周期性”問題，隻管耕耘，不問收獲，最終是事倍功半，效果不彰。比如，在領導人出訪後一兩個星期才推出相關報道，在一起大火災過後半個月才做出相關產品，這些煞費心血的作品往往自生自滅，無法獲得廣泛傳播。
這裏，筆者要舉出一個正麵典型。今年5月22日，新疆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公園北街早市發生嚴重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39名無辜群眾遇難，94人受傷。微信公號“一圖觀政”在新疆烏魯木齊暴恐案發生後的五六個小時後，即推出了《數據說：中國恐怖襲擊到底多嚴重？》，對暴恐案的發生地、組織形式、襲擊形式、襲擊目標、傷亡人數等，進行周詳的統計與分析，網上傳播極廣，影響力不小。該公號是如何做到快捷的呢？據該公號負責人透露，他們已對近些年的恐怖案件做了三四個月的整理與分析，甚至翻譯了若幹外文資料，掌握了豐富的數據。這次恐怖襲擊案發生後，他們就以此作為新聞由頭，推出了籌劃已久的數據專題。原來如此！
其四，專業積累不足，技術數據錯誤。新聞的數據化開發仍處於初級階段，在缺乏靠譜的官方數據時，一些媒體自行做統計，卻缺乏嚴謹性與專業性，導致數據錯誤，結論失真。例如，廣州一家媒體曾做了一期盤點：哪些職位會成為廣東省委常委？文中有一個結論：廣州、深圳之外，其他城市的市委書記一般不會成為省委常委，但珠海市委書記李嘉則在2012年打破了這個慣例。其實，早在2000年，黃龍雲任職珠海市委書記時也是省委常委。在數據統計過程中，也需要良好的專業素養，否則百密一疏，犯下低水平錯誤，就很難取信於讀者。本來數據統計是為了增強可靠程度的，但一個小小的錯誤，就會全麵毀掉貌似不可移易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