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萊卡病得不輕
頑固的老母駱駝不肯與那部卡車有任何瓜葛。我們想盡了辦法，幫它搭了一個斜坡，還是沒有用。不論我們怎麼賄賂它、哄它、打它，它就是不肯踏上那玩意兒一步。我決定上鞍具，走到達吉堤，放開齊萊卡，讓它可以跟著我們。這時候，它讓我大吃一驚。因為它不管歌利亞，掉頭就往艾麗斯斯普林斯的方向走。我試了兩次，兩次它都筆直走往東邊——家的方向走。我把它綁在後麵，慢慢往達吉堤前進。
第一個晚上，我們在一個水坑旁露營，並且聽到上空有小飛機盤旋的聲音。它繞著我們轉了幾圈，機翼倏忽下沉，令我們詫異的是，它停在起伏的土道上。理查開車過去，想看那個英勇、瘋狂的駕駛員是何方神聖。十分鍾後他回來了，車子前座坐著一個頭戴一頂大帽子的男子。他跳下車熱情地握著我的手，把我的關節握得咯吱響，然後自我介紹。他聽說我有一頭駱駝在生病，所以過來看看我是否需要幫忙。他擁有一座牧場，稍早我們曾經路過，但是現在距離那牧場有一段距離了。我帶他到駱駝旁邊，他忙著告訴我他父親早年也養過駱駝，所以他對駱駝略知一二。我操著流利的內地語言：“是啊，它病得不輕，可憐的老女孩。”此時看起來像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波蘭的納粹集中營——譯注。）幸存者的齊萊卡，站在另外兩頭健康的公駱駝旁邊。這個人平靜地朝杜基走去，若有所思地看著它，然後緩緩搖著頭，沉重地說：“唉，你的駱駝真的病得不輕。可憐的老家夥！我不知道你還可以為它做些什麼了。”這個人繼續告訴我們和駱駝有關的事，我和理查極力忍住才沒有噗哧笑出來。理查開車載他到飛機停放的地方，飛機揚起大片塵霧飛上雲霄，機翼忽高忽低，他飛回家去了。我們一直笑個不停。
一天後，我們浩浩蕩蕩地走到達吉堤。瑪歌與大衛·史提德曼夫婦（Margot and David Steadman）一看見駱駝便愛上它們，把它們寵得無以複加。過了一周，齊萊卡的情況已經改善得我認為它可以不費力地走到海岸。我想遊泳會對這個老女孩有很大的好處。我把歌利亞關在牧場的圍欄裏，與齊萊卡隔離開來，這也可以使它加速複原。這頭小駱駝不停地尖叫、嗚咽、詛咒我，即使我給它一桶又一桶的牛奶與糖蜜依然如此。小豬玀！齊萊卡也很痛苦，它不斷試著把乳房從欄杆裏擠出去讓小駱駝吸吮。經過一周的關懷和照料，它看起來比旅行途中任何時候都來得好，清晨時甚至可以勉強跳躍一兩次。
再次遇上貴人
我決定把它們全帶到伍德萊（Woodleigh）牧場，珍與大衛·湯普森夫婦（Jan and David Thomson）早就熱切地期盼我們到來。牧場距離印度洋隻有五十英裏路，距離卡那封、歡迎委員會、媒體是一百英裏。我對記者依然感到緊張不安，因此為了確保他們不會一路追著我，我們決定用史提德曼的雙向無線電，以我的名義發一封假電報給理查說：“齊萊卡的病還沒有好，我會在十一月中旬到卡那封。”這是個卑鄙的手段，但我後來發現這卻是個不錯的招數。最後這一段短短的路程我要自己走，於是和理查說好數周後在伍德萊碰麵。天氣在變化著。現在沙漠裏沒有明顯的春夏之分，天氣不是冷，就是熱死人的熱。天氣真的會熱死人。雖然達吉堤附近牧場的土壤十分肥沃，但與我向南走沿途的牧場卻截然不同。忽高忽低的紅色沙脊上覆蓋著發育不良，稱為萬玉（wanyu）的卡其色灌木，屬於無脈相思樹的一種，本是駱駱可吃的飼料，但是我的駱駝卻拒吃，因為它們以前沒見過這種植物。沒有幾天，它們在達吉堤養好的體態已開始走樣。我盡力說服它們這種植物很可口，它們依然不理不睬，完全不信任我。可是當地除了萬玉，什麼也沒有。在我到達伍德萊之前的一個牧場卡利塔拉（Callytharra）時，又開始擔心起它們了。
這次救我的是喬治（George）與羅娜（Lorna）。我到達他們的牧場——一個有瓦楞鐵的迷人小棚，位於炎熱的幹旱區，四周圍繞著死氣沉沉的機器和已馴服的野生山羊。我對這兩個人感到驚訝，他們什麼也沒有，沒有電，沒有錢，旱災又使他們受到重創。可是這兩個不平凡的人卻讓我分享他們的一切。一瓶不知道已被羅娜藏在床底下多久的啤酒被拿出來慶祝我們的到來。
她給我的駱駝吃昂貴的牧草，照顧我就像在照顧一個走失很久的女兒。他們是澳洲著名的“真正鬥士”（real battlers）的最佳範例。羅娜年約五六十歲（很難看出來），依然可以不用鞍具馴服野馬。喬治以鐵絲和用腳踢的方式，使牧場上所有的水塘和機器運作。他們的日子還是過得下去，對人親切、慷慨、溫暖，一點抱怨也沒有。我離開他們之後的那個晚上，他們開著那輛老爺車幫我載來更多的牧草，以及一瓶溫的檸檬水。車子在路上拋錨，幸好喬治什麼都會修。他們很晚才抵達營地。在我沿途遇見的所有內地人中，喬治與羅娜最能夠代表墾荒精神。
再走幾天就可以到伍德萊了。當然，每樣東西現在都已開始分崩離析。包袱突然出現破洞、裂開，鞍具一夜之間開始摩擦駱駝的背，我最後一雙耐穿的涼鞋也壞了。我不得不用繩子把鞋子綁起來，因為我沒辦法再光著腳走路。現在在沙地上打個蛋都會熟。這個地區到處都一樣，水塘的水又鹹又熱。我一心想到伍德萊，坐在陰涼的地方喝幾杯茶。我踉踉蹌蹌地走到牧場時，早已經熱得脫下衣服。地圖上的標示錯誤，結果我少走十英裏路就到了牧場。我連忙穿上衣服，對著屋子大喊大叫。
很難說珍與大衛比較高興看到誰——我，還是駱駝。我知道我這些駱駝可以在他們無微不至的照料下，高高興興地在此地養老。直到今天，這兩位伍德萊的朋友仍是我唯一可以瘋狂地和他們討論駱駝的行為，而且知道他們會了解的人。他們和我一樣溺愛它們，甚至可以說是它們的奴隸。杜基、巴布、齊萊卡、歌利亞已經站了起來。這是它們的新家，它們立刻就取得主導地位。
數日後，理查到來，從他在外界處理的事情中盡快趕來，一副生氣勃勃的樣子。這次他從波尼歐（Borneo）搭直升機前來。他告訴我前一天他去卡那封修車時，車廠的技工說：“嘿，你有沒有聽說你女朋友發生的事？她的駱駝病了，要到十一月中旬才會來。”
告別我的駱駝
珍和大衛提議用卡車把駱駝送到距離印度洋隻有六英裏的地方。我沒有意見——我不是嚴格遵守傳統的純粹主義者。再說，天氣又那麼熱。這次我牽著駱駝上車，最後才把歌利亞擠上去。它沒有找我們半點麻煩便跳上車，因為它可不想看著自己的母親被車子運走。
我和駱駝一起下車。珍和大衛答應在一周內再來接我們。我放上鞍具，騎著駱駝走最後幾英裏路，心裏充滿忐忑不安。我不希望這次旅行有結束的時候，我要回到艾麗斯、甘寧或是任何地方。我喜歡做這件事，甘之如飴，我甚至對此很在行。我想象自己後半輩子成為一個吉卜賽人，帶著一群駱駝在沙漠裏遊蕩。我愛我的駱駝，想到要離開它們就讓我受不了。我也不要理查在海邊等我。我要一個人做這件事。我請他至少不要再拍照，他臉上顯現不高興且備受打擊的表情。好吧，好吧，我一麵笑一麵冷嘲，在心裏思忖：開始就已經是這樣了，結束時一樣又有何妨。沒有那麼重要的。真是惡有惡報！
現在我可以看到午後的陽光將最後一座沙丘後的印度洋照得閃亮耀眼。駱駝也聞到海洋的氣息，開始變得神經兮兮的。我已經接近旅行的尾聲，每件事看起來都和剛開始時一樣模糊、不真實。在理查的鏡頭下看著自己在夕陽下騎著駱駝走向海邊，就像和朋友站在一起，揮手告別那個帶著駱駝的瘋女人和告別周遭讓人發癢的塵埃氣味一樣容易。我們的眼中流露出太多隱藏不語的恐懼。旅程結束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喜悅，也有一種痛苦的悲哀。
一切都發生得太突然。我不相信已經結束了，一定是哪裏出了問題。也許有人在某個地方奪走了幾個月的時間。倒不是抵達印度洋是一種虎頭蛇尾的驟變，而是強烈覺得我好像錯把倒數第二站當成最後一站了。
我騎著駱駝沿著美得脫俗的更新世（Pleistocene，距今約一百六十萬年前——譯注。）海岸線走下去，巨大的太陽凸出在地平線上。此刻，我所有的感覺是一切結束得太突然了，以致無法注意到已經結束的事實，也無法注意到我再度看到心愛的駱駝和沙漠，可能是數年後的事實。我沒有時間做好心理準備，以迎接一連串的衝擊。我失去了感覺。
駱駝看到海洋時大吃一驚。它們從沒有看過這麼多水。一團團的泡沫湧上海灘，搔得它們的腳癢癢地，它們因而四蹄翻揚向前奔跑——巴布差點把我拋到半空中。它們停下來，轉頭看著這些泡沫，然後跳到一旁，消遣地看著彼此，再瞪著泡沫看，向前跳。它們全都擠成一團，把繩子扯得亂七八糟。歌利亞筆直衝過去遊泳，它還不知道什麼叫做小心。
我神誌恍惚地在那片海灘上度過一個星期，然後在一條美麗絕倫的海岸線上結束旅程，不過這完全是機緣巧合。海岸邊緣有一個稱為哈姆林水塘（Hamelin Pool）的海灣，一道湖苔形成的門檻阻擋海水流進來，使得這座廣大且相對之下較淺的水塘的水非常鹹。這對已存在五億年的原始生命形態來說是一個生存的機會。這些奇怪的原始岩石像一群石化的錢尼斯（Lon Chaneys，美國演員，擅長演駭人的角色——譯注。）伸出水麵。
海灘本身是由微小的介殼石組成，每一個都像嬰兒的手指甲那般完美、柔軟。在這種疏鬆的貝殼後則是緊密的貝殼。這些貝殼經由石灰的過濾，形成一種堅固的岩塊，伸入地裏四十尺以下，當地人都用鋸子鋸來蓋房子。貝殼岩塊上麵長滿節節疤疤、發育不良的樹和多汁的植物，這些都是駱駝絕佳的飼料。在這些之後是沙漠的石灰平地和起伏的紅沙。我去釣斜竹筴魚，在我見過的最清澈的青綠色水麵上遊泳。我帶駱駝（除了即使在淺水中都堅決不肯走的齊萊卡之外）一起遊泳，走在一片白得刺眼的海灘上，看著玻璃似的綠色和紅色植物；在火紅天空下火光般的光線中我完全放鬆。駱駝還是對海水感到茫然，它們仍然堅決認為這些水是可以喝的，雖然它們一次又一次地拉長臉把水吐出來。它們經常在黃昏時走到海灘上，站在那兒瞪著海水看。
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情緒高漲。我把我的行囊縮減到幾乎什麼都不剩，隻留下一個求生包。我有一件髒兮兮、適合天熱時穿的舊布裙，一件短上衣，幾雙天冷時可穿的羊毛襪，還有一些可以墊著睡在上麵的東西，加上一點可以吃喝的食物，這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了。我覺得逍遙自在，一身輕鬆；我要一直這樣保持下去。希望我可以一直保持下去。我不想走進外麵那個瘋狂的世界。
可憐的笨蛋，竟以為自己真的可以做到。我忘了每個地方的真理未必相同。你滿身駱駝屎味，自言自語地走在第五街，人們都會像躲瘟疫似的避開你。這時即便是你最好的美國朋友也希望他不認識你。我最後殘餘的浪漫、天真，即將在紐約市永遠地幹枯。我會在紐約停留四天，屆時將受到玻璃和水泥大炮的威嚇；我會發現冒險家的新身份不適合我，它讓我渾身不自在；我會回答一些問題讓我覺得自己應該去經營寵物店；在別人說“親愛的，你的下一個冒險是什麼？踩滑雪板橫越安第斯山脈嗎”之類的話時，為自己辯解一番，同時夢想一個不同的沙漠。
最後一個早晨，我在拂曉前做早餐時，理查睡眼惺忪地撐著手肘坐起來，以一種責怪的眼神注視著我，說：“你怎麼把那些駱駝弄來的？”
“什麼？”
“你把它們的爸媽都殺了，對不對？”
他嗤笑了一秒鍾後，又昏睡過去，醒來後卻對這件事毫無印象。那個夢基本上有一點道理。
珍和大衛開著卡車來了，我把那幾頭現在已經長得圓滾滾的駱駝弄上車，把它們載回日後頤養天年的家。它們在那裏有很大的地方可以徜徉，有人疼愛、寵它們，除了麵對聖地養老，看著它們的駝峰生長外，無所事事。我花了好幾個小時向它們告別。和它們分開讓我十二萬分痛苦，我一次又一次地走回去把頭埋在它們的肩上，告訴它們，它們有多棒、多聰明、多忠心耿耿，以及我以後會多麼想念它們。之後，理查開車載我到位於北麵一百英裏遠的卡那封，我會在那裏搭飛機去布裏斯班，再轉機到紐約。我對開車途中發生的事情不複記憶，隻記得自己一直尷尬地努力隱藏像瀑布般流瀉而下的淚水。
卡那封是一個和艾麗斯斯普林斯差不多大的城鎮，我在當地承受未來幾個月使我不安的文化震撼的第一波。我覺得自己直到現在還沒有從這波震撼中完全恢複。那個勇敢的“包迪西亞”（Boadicea，古不列顛愛西尼亞人王後，丈夫死後，領導反羅馬人起義，戰敗後服毒自殺——譯注。）何在？她說過：“紐約也罷，《國家地理雜誌》也罷，我是不屈不撓的。”可是現在，她在那些看起來奇奇怪怪的人、車子、電線杆、各種問題、香檳、佳肴美食的攻擊下，遁入她的殼裏了。當地的行政官夫婦請我吃晚餐，開了一瓶香檳。我吃到一半就受不了，吃力地走到外麵，對著一輛無辜的消防車大吐特吐。理查扶著我的頭說：“沒關係，沒關係，一切都會好轉的。”我喘息著說：“不會，才不會，我好難過，我要回去。”
現在我回顧這次旅行，一麵從小說中厘清事實，也嚐試回憶自己在當時，或是旅程途中的感受，想在腦海中重新經曆那些已被埋藏心底，被殘忍扭曲的往事時，一個事實從這片泥沼中浮現。這趟旅行走起來很簡單，比穿越馬路、開車到海邊、吃花生危險不到哪裏去。我從中學到兩件重要的事，就是：隻要你願意，你就會強健有力；萬事起頭難，做第一個決定更難。其實當時我已經知道自己會一再遺忘所學到的這兩件事，而且必須一再回想，重複那些已經無意義的字，然後努力記住。當時我也已經了然於心，以後我不會記得這次旅行的真諦，隻會背痛複發而已。騎駱駝旅行，就像我長久以來的疑惑，而且即將得到證實，它沒有開始或結束，僅僅是換一個形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