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過，寬容過，但失敗了。
終於，在巴黎，他們達成協定：回蘇聯後，暫時以“朋友”相待，並許諾盡快修複感情。
然而對鄧肯來說，這隻是個肥皂泡的夢，詩人再沒回到她身邊。
回到莫斯科，心情沉重的鄧肯加緊了她的工作。或許，她已預感到為這個國家服務的時日不會太長了。
俄羅斯研究者在對待兩人的分手上，都對鄧肯表示了肯定和敬重，而把責任給了自己的同胞——葉賽寧。當然，詩人的悲劇除了性格外，原因是多元的：比如，作為一個大自然的孩子，他對俄羅斯田園有著“戀母”般的情結，而全世界、包括俄國在內的工業化蔓延，像病毒一樣折磨著他的神經，不堪忍受，又無力逃避，“在蔚藍色田野的小徑上，很快就會出現鋼鐵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麥，隻剩下一些幹癟的籽粒/陌生的死氣沉沉的打穀場，給你唱的歌不會使你獲得生命/隻有那些馬匹和燕麥，將為年老的主人憂傷。”還有就是，俄國革命後混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實，傳統秩序的被毀壞……高爾基曾歎息：“葉賽寧來到我們這個世界實在太晚了，或者說太早了！”
種種掙紮和痛苦，使之遷怒於剛剛得來的愛情和最親密者，如同一個撒嬌和任性慣了的孩子。
他在詩中寫道：“走過的路是那樣少，犯下的錯又那樣的多。”不料，命運竟再次將“犯錯”的機會給了他。
1925年3月，一個家庭晚會上，葉賽寧與列夫·托爾斯泰的孫女托爾斯塔婭相遇。驚人的一幕又上演了，他閃電般愛上了這位豆蔻年華的美少女。半年後，兩人完婚，搬進一座古色古香、裝飾豪華的別墅裏。
像朋友早就預料的那樣，他們無法幸福。在給朋友的信中，他說：“我所有的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幻滅了……看來，這個家給我的並不是輕鬆和快樂。”他選擇了出走，離開莫斯科，向著地廣人稀的高加索……
在寒冷的山區，葉賽寧寫下了一組氣質冷峻的詩。其中便有那首著名的《別了……巴庫》：
別了，巴庫，我不會再見到你
此刻心中的悲哀，此刻心中的驚懼
手按著心此刻更疼也更近
這樣的詩已流露出生命行將熄滅的跡象。
朋友說過：他給人的印象是一生都在戀愛。
他崇尚愛情，渴望在愛中得以棲息和徹底擺脫什麼，但他的愛從來就是虛幻的，現實之愛僅僅滿足了一時的激動，而平息不了內心的風暴和危機。他不斷地逃離又不斷地停下來喘息，與其說愛情滿足不了他，毋寧說他滿足不了自己，他自身即一個矛盾重重的死結。
他是自己的最大敵人和障礙。
這是葉賽寧的悲劇，也是許多藝術家的悲劇（自殺的藝術家實在太多了。曾對葉賽寧之死大肆批判、稱之“怯懦”的馬雅可夫斯基，5年後也走上了這條路。日本的川端康成，曾稱芥川龍之介的自殺為“不開悟”，但最終也步其後塵）。
詩人的死令人震驚，也立即使人明白：俄羅斯失去了一位多麼重要的成員！載著遺體的火車從列寧格勒開來時，成千上萬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頭，挽聯上寫著：“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的哀痛”“光榮的普希金的繼承者”……
出殯那天，送葬隊伍望不到頭，靈柩被抬著來到普希金廣場，圍著那位前輩詩人的雕像繞行。
對於死，詩人沒作任何解釋。在其最後的詩稿裏，人們發現有一首血寫的詩：《再見吧，我的朋友，再見》。
再見吧，我的朋友，再見，
親愛的，你永在我心間。
命中注定的相互別離
許諾我們在前方相會。
再見，我的朋友，伸手，別開口，
別憂愁，別讓悲傷緊鎖眉頭，——
人世間，死不算什麼新鮮事，
活著，也並不更為新鮮。
它是獻給誰的？濟娜伊達？加麗雅？鄧肯？……
或許，是她們的總和罷。這些愛過他和被他愛過、受之辜負並最終為之哭泣的美麗女人們。
蒼涼的謝幕
詩人帕斯捷爾納克，曾用一段話勾勒出了葉賽寧的肖像——
“葉賽寧對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對待一個童話，他像王子伊萬騎著灰狼漂洋過海，一把抓住了伊莎朵拉·鄧肯，如同抓住了火鳥的尾巴。他的詩也是用童話的手法寫成的，忽而玩牌似的擺開文字陣，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記下。他詩中最珍貴的東西是家鄉的風光，那是俄羅斯中部的梁讚省，處處是森林，他像兒時那樣，用使人眩暈的清新把它描繪了出來。”
隨著葉賽寧的隕落，這場傳奇而動蕩的雙人舞謝幕了。
遠在歐洲的鄧肯驚悉噩耗，立即給巴黎各通訊社發去電文：“詩人的死給我帶來了巨大的哀慟，他的精神永遠活在俄羅斯人和所有詩歌愛好者心中……”
鄧肯再沒有回到莫斯科。詩人的墳塋埋葬了她用柔情和幻想編織的花環，她最後的寄托飄散了……她常常魂不守舍，精神恍惚，終致1927年9月15日那場災難。或許在她眼裏，那飛轉的輪子並非死亡旋渦，而是詩人風車一樣的靈魂，在動情地訴說什麼……
她是旋轉而死的。對一個在舞台上旋轉了一生的人來說，這頗具寓意。
她的生涯本身就是一部熱烈的自由之舞——純真而瘋狂，劇烈的消耗，她太累了，終於精疲力竭。
送葬那天，世界許多地方都響起了巴赫的詠歎調。她不止一次地說過，她最喜愛這支曲子，願死後依然能聽到。
蘇聯教育委員會主席盧那察爾斯基發表了官方評價——
“鄧肯在我國的辛勤工作，她卓越的藝術思想和高尚品德，不僅對我國的基礎美學教育作出了傑出貢獻，而且也在我國的藝術體育方麵發揮了巨大作用，蘇聯政府和人民永遠感謝她……鄧肯在我們革命建設正處最困難的時期來到莫斯科，她一點也不計較生活條件的艱苦和照顧不周，任勞任怨，嘔心瀝血。我們給她提供的幫助實在微乎其微，她用以維持生活的，除了帶來的美元外，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從俄國領取過一個戈比……相反，她常常鼓勵和安慰我們，向我們證明，她將最終熬過那些艱苦的歲月，將藝術引向無限廣闊的新天地……”
這些話雖極具政治色彩，但其底蘊是真誠的、由衷的、浸含感情的。
重要的是：這是來自詩人故土的聲音。
1995年
附記·死不瞑目的另一種死
以上文字，我是於1995年完成的。關於葉賽寧的死，近來俄羅斯又出現了新的解釋，出於對曆史的負責，我將在《北京文學》（1999年2期）上看到的其援引《南方周末》（作者為閻春來）的一則消息摘錄如下——
1997年9月11日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被訪對象是聖彼得堡文化科學院的副教授維克多·庫茲涅佐夫。他一直為揭開葉賽寧死亡之謎在作調查。他最終的結論是：葉賽寧並非自縊身亡，而是被國家政治局（克格勃前身）裏的托洛茨基分子毆打致死。
1925年9月，葉賽寧在由巴庫開往莫斯科的列車上，同一個叫羅加的外交信使和一名叫列維特的官員發生了爭執。這本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但被移交到了法庭。葉賽寧知道自己將麵臨什麼。為避迫害，葉賽寧住進了自己的同鄉卡努力什金教授的精神病院……12月24日，葉賽寧在去列寧格勒的途中被捕。審訊在與“安格列傑爾”飯店鄰近的國家政治局刑偵監獄裏進行。對方本來就想教訓他一下，但一切進行得太過火了，他們大打出手，結果打在額頭上……就這樣，葉賽寧被意外打死了。僑居巴黎的巴維爾·盧柯尼茨基在其所著《與安娜·阿赫瑪托娃的會麵》一書中這樣寫道：他們下手太狠，以至於葉賽寧的一個眼珠都被打出來了。罪魁禍首是雅可夫·勃留姆金，當時他是“托洛茨基列車”這一組織的警衛隊長。
葉賽寧的死與托洛茨基不無關係。托洛茨基與詩人之間有著很深的積怨，當一些人準備審判葉賽寧時，盧那察爾斯基出來替他說情。但有一個更強硬的人對此並不買賬。此人就是托洛茨基。
但葉賽寧是有極大社會影響的人，倘若真相大白於天下，弄不好會成為政治鬥爭的借口，因為12月份曾召開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會上，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列寧格勒派曾激烈地反對斯大林……假如斯大林知道了詩人死因，會很容易利用這件事向托洛茨基分子發難。
於是，一個人的死變成了另外一種死！
官方報道葉賽寧死於“安格列傑爾”飯店，實際上，“安格列傑爾”根本就不是飯店，而是供出租的寓所。那時候還是新經濟政策施行時期，國家對稅務監察十分嚴格，每一個新到一個地方的居民立即會被登記在冊。而查閱1925年到1926年間“安格列傑爾”的居住名單，上麵共有150多人，包括肅反人員、文學活動家、飯店職工。唯獨沒有葉賽寧！
一個叫烏斯金諾夫的記者，聲稱自己是詩人的朋友，他證明：12月27日，詩人在“安格列傑爾”的5號房間洗過了澡。可事實上，這個5號房根本就沒有浴室！
在詩人死亡調查表上簽字的“見證人”是從外麵請來的。那麼為什麼不請詩人隔壁的房客呢？原來，喊來的三個人都與刑偵處有著密切關係。
……
“安格列傑爾”5號房間的女清潔工臨死前曾透露，那一天，她看到幾個喝得醉醺醺的惡棍，將一具屍體拖進了5號房……
就這樣，詩人的死成了很多人合夥上演的一場騙局。
最初讀這則報道時，我大驚失色。我想起了自己的這篇文章，想起了鄧肯，想起了藝術在政治下的命運，想起了她對那個國家近乎迷信的熱愛和期許……我感到屈辱、悲憤，眼前的記憶也變得陰沉而模糊起來。
從情感上，我似乎更願接受詩人早前的那個死，為了鄧肯，為了她的安寧。假如其在天之靈獲悉此事：正是她信任和服務的那個政權殺死了自己的愛人！她眼前會怎樣的漆黑，那柔美的麵容該怎樣的痙攣，那昏厥的心會怎樣血流如注……這命運的捉弄實在太野蠻！太殘酷！我相信後一說法絕非空穴來風，隨著蘇聯檔案的解密，我們頭腦中無數的曆史麵臨改寫的混亂和尷尬。
若真是那樣，若那個不幸的消息成立，就讓我們這些喜愛鄧肯和葉賽寧的生者，代替遙遠的亡靈——沉思或痛苦罷。
安息吧，永遠的雙人舞。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