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8章 最後的雙人舞——懷念鄧肯和葉賽寧(2 / 3)

行前,有記者問:“俄羅斯正在鬧饑荒,您不害怕嗎?”

“我害怕的是精神上的饑荒,而不是肚子餓不餓,我的理想隻有在那兒才能實現,俄羅斯!”

“您跟蘇維埃政權達成了什麼交易?”

“我討厭任何交易!俄羅斯盡管貧窮,可我要讓藝術麵向大眾的決心不會改變。”

有報紙辱罵她:“一個人老珠黃的戲子,廉價地出賣給了布爾什維克。”

鄧肯有“手勢皇後”之譽。盧那察爾斯基這樣評價:“她不顧威脅恫嚇,毅然決定出訪革命的俄國,這可能是她全部手勢中最完美的一次,也是麵對春雷般的掌聲最當之無愧的一次!”

《鄧肯自傳》寫到赴俄之前就停筆了。書的末尾她喊道——

“舊世界,別了,讓我歡呼新世界的來臨!”

從雷瓦爾開往莫斯科的列車離對方邊境越來越近,她也開始朝一生中最後的戀人——俄國抒情詩人葉賽寧招手了。

昏迷的浪子

謝爾蓋·葉賽寧,1895年生於梁讚省的農家,9歲寫詩,15歲進入詩壇。他的詩真摯、憂鬱、溫柔而音樂性強,題材以俄羅斯田園和愛情為主。高爾基稱之“大自然專為表達那綿綿不絕的‘田園的哀愁’、為表達對世間所有生命的愛而創造出來的一個器官。”

葉夫圖申科則這樣評價:“葉賽寧的詩歌是土生土長的現象。它的音韻放射著俄羅斯土地結構中特有的那種礦物的光彩。它是俄羅斯大自然、俄羅斯語言(包括童話、歌謠、民諺、俗語、遠古流傳下來的咒語、哀歌、儀式歌曲)所獨有的產兒。”

1917年春,詩人在《人民事業報》編輯部邂逅了濟娜伊達·賴依赫,她22歲,有一種驚人的“古典美”。兩人一見鍾情,3個月後結婚。濟娜伊達酷愛文藝,博覽群書,喜好戲劇,學過雕塑,是位具有獨特鑒賞力的才女。兩人最初幾年是幸福的,並有了一雙兒女,後來感情出現裂痕,不得不分手。大家普遍認為,婚姻的失敗,詩人應負主責,他剛愎自用、狂放不羈的浪子性格,加上戰爭、生活不安定、經常性的分居,共同促成了這一事實。

1922年,濟娜伊達攜孩子嫁給了著名戲劇導演謝·梅耶爾荷德,生活非常和睦。(她後來成了一名出色演員,其夫於1940年被政治迫害致死。)詩人悔恨莫及,寫了大量懷舊的詩,並與梅耶爾荷德夫婦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友誼。

幾年後,濟娜伊達驚悉葉賽寧身亡的噩耗,徹夜痛哭,第二天趕赴列寧格勒見了詩人最後一麵。她淚流滿麵地對朋友說:“我們大家都未能好好照顧他,他太孤獨了,否則,不該發生這種事……”

葉賽寧去世一周年之際,一位女子在詩人墳頭開槍自殺。她留下一封遺書:“1926年12月3日,我在這裏結束自己的生命,盡管我知道在我死後會有人對葉賽寧無休止地狂吠,但這於他、於我都無所謂了。對我來說,一切最珍貴的東西都在這墳墓裏……”

殉情女子叫加麗雅·別尼斯拉夫卡婭,曾為詩人的秘書。她1897年生於彼得堡,中學畢業即獲金質獎章,加入黨組織。戰爭期間曾穿越封鎖線,為布爾什維克做了大量工作。

加麗雅正直、熱情、大方,有人這樣回憶:“她很聰慧、漂亮……每一次同她接觸,都會被她的內在力量和心靈之美所吸引。”他們相遇在1916年彼得堡一次文學晚會上,詩人憂鬱的朗誦令她難忘,後來她在莫斯科《貧農報》當編輯時正式結識了葉賽寧,並成為詩人生活與事業的親密助手。

加麗雅有很好的文學修養,她不僅是詩人忠實的欣賞者,更是其藝術構思的參與者。她默默崇拜和癡戀著詩人,但隻是一種自我犧牲的愛,她從未提出過任何情感要求,隻是把精力用在整理、編輯、出版詩人的作品上。當詩人情場失落、意誌消沉時,她更是悉心嗬護。

對這份感情,詩人不可能不清楚,但他隻能以感激和信任待之,無力以愛回報。在這個問題上,加麗雅充分顯示出純粹的愛所具有的慷慨和包容品質,當多情的浪子一次次投入另者懷抱,她強壓痛苦,既不幹預,也不怨恨,以更忘我的工作排遣惆悵。她天真地奢想詩人能再回身邊,她相信自己是不可替代的。

1925年秋,加麗雅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不得不去鄉村療養。就在那兒,傳來了詩人的死訊。她徹底垮了。

關於這位令人尊敬的女子在詩人心中的地位,人們猜測不一。不過有件遺物或許能給人一點提示。1924年4月15日,詩人在信中說:“親愛的加麗雅,我的朋友,我再次對您說一遍,對我而言,您是極其寶貴的!您知道,在我的命運裏要是缺少了您的參與,那該是多麼淒涼……”

今天,重溫這些老去的故事,我感慨的是:像濟娜伊達、加麗雅這等美好的女子,盡管詩人有負於她們,但在其心靈深處,從未怨恨過什麼,相反,卻以更大的憐惜遠遠地關注他,為他的結局而痛哭。她們是最熟悉他的人,清楚他愛上別人的方式正是他曾愛自己的方式,這是個注定要創造和揮霍許多愛的人,一個被愛神寵壞的孩子。

紅藍鉛筆式的結合

1921年7月,鄧肯在最親密的學生伊爾瑪的陪伴下,來到莫斯科。

這一消息,幾天前就由《消息報》登了出來,大街上已貼滿了印有鄧肯標誌的廣告。在俄羅斯人眼裏,鄧肯是“溫柔、優美、前衛”的同義語。

招待會上,鄧肯特意穿了紅上裝,連發帶和鞋子也是紅的。當記者稱“鄧肯小姐”時,她立即糾正:“鄧肯同誌!”她高舉酒杯動情地說——

“我並不是為了‘掙一塊麵包,掙一碗稀飯’,而是為一千個兒童和一個大劇場……我想認真培養你們的孩子,自由的精神隻存在於自由的軀體,我想解放這些孩子的軀體,當世界上別的地區的孩子尚未成為朝氣蓬勃、美麗快樂、和諧一致的人時,這些孩子將承擔起影響其他孩子的任務……”

不久,“鄧肯舞蹈學校”創立,150名俄國兒童入學。

1921年10月,鄧肯出席戲劇家雅庫洛夫的一個聚會,有許多詩人和藝術家參加。舞蹈家的降臨使空氣一下子火爆了,“鄧肯!鄧肯!”大家歡呼著。

突然,一個淡灰色裝束的小夥子風風火火地闖進來,差點把客人撞倒,他不住地喊:“鄧肯在哪兒?鄧肯在哪兒?”

“這冒失鬼是誰?”鄧肯偷偷問翻譯。翻譯說:“葉賽寧——”

葉——賽——寧,鄧肯反複品味這幾個詞,露出一絲細美的柔情,她友好地打量這位魯莽的青年……

晚會快結束時,主人發現女主角不見了。在隔壁一間小客廳裏,她倚在沙發上,詩人俯在一旁,她的手撫摸對方的頭發,喃喃自語:“金色的——頭發”……這是阿納托利伊在敘事詩中描述的情景。難以置信,這竟是他們的初次相見,兩人看上去那麼親密無忌,似乎很久以前即已相識——或者說根本無需相識。要知道,葉賽寧不會任何外語,鄧肯雖懂英、法、德三種語言,對俄語卻一竅不通。而他倆根本不用翻譯,完全一副心領神會、靈犀相通的樣子。

“剛才,他給我朗誦了詩。”鄧肯對翻譯說,“我一句也聽不懂,但我覺得很美,那是音樂,真正的音樂。”

鄧肯有段話,或許能解釋這種默契和感應,“有人問我是否認為愛情高於藝術,我回答:不能分開。因為隻有藝術家是會愛的人,隻有他才能對美形成純粹的意象,當心靈得以審視永恒之美時,愛就是心靈的意象。”不錯,藝術是因為有愛,而愛是心靈的最高藝術。這一對視生命為藝術又視藝術若生命的人,雖操著不同國籍和語言,但就像兩杆不同顏色的的火柴(生命色調和靈魂氣質上,鄧肯屬灼熱的紅,葉賽寧屬憂鬱的藍),體內埋藏著可燃物,一經對視,或輕輕一擦身,即會魂飛魄散,濺起彩虹般的光焰和熱浪。

從此,兩人幾乎天天見麵,形影不離。鄧肯演出,詩人總要趴在前排位子的中央,如醉如癡……舞者一有閑便聽葉賽寧朗誦詩歌,那富有激情又略帶方言的傾訴,那孩子似的率真、任性、旁若無人的神情……完全符合鄧肯心目中的“大自然”標準。

某次,舞者當著眾人,用香皂在鏡麵上寫下:“我愛葉賽寧!”後來,詩人以同樣方式在一旁補寫:“我愛鄧肯!”據說,這兩行字竟沒人舍得擦,後來鏡子失蹤了,估計被收藏者偷了去。

不久,鄧肯為讓學生有更多的鍛煉,建議去歐美作巡回演出。鄧肯還提議:想和葉賽寧同行。

臨行前,他倆有一件“大事”要辦——

一個和煦的清晨,詩人、舞者和翻譯共乘一輛馬車,興奮地上路了,目的地是蘇維埃婚姻登記所。一路上,兩人含情脈脈地對視,手拉著手,一刻也不分開。

當書記員問他們選擇什麼姓時,兩人異口同聲:用雙姓,“鄧肯——葉賽寧!”

“現在我是鄧肯!”大街上,詩人高喊。

“現在我是葉賽寧!”舞者歡呼。

這時,葉賽寧27歲,鄧肯42歲。

藍變成了灰

1922年5月10日,葉賽寧夫婦搭機飛往柏林。在登機前的“遺言簿”上,鄧肯寫下一行話:“若我不幸遇難,全部財產由我的丈夫——謝爾蓋·葉賽寧繼承。”翻譯忙提醒:“你們是一起飛行啊!”兩人相視大笑。

這對著名的夫婦在海外共呆了10個月,次年4月回國。他們出訪了許多城市,鄧肯的演出場場爆滿,葉賽寧的詩歌也引起轟動。琴瑟合鳴,蜜月如餞,但美景不長,不久,問題來了。

葉賽寧是個純粹的“鄉村歌手”,非常不習慣工業化的歐美文明,他敏感而脆弱的神經變得焦躁、緊張,他感到沮喪、惶惑、不自由……從柏林、羅馬到巴黎、紐約,他越來越抑鬱。

激情過後,他們麵臨實際而瑣碎的挑戰。出身、年齡、性格、文化背景的差異,尤其語言不通,彼此的交流嚴重受阻。葉賽寧是個“憂鬱王子”,身上凝聚著與生俱來的悲劇氣質,他狂熱地憧憬愛情,可對現實中到手的愛和幸福,卻缺乏吸收與嗬護的能力。他雖向往婚姻,卻又任性地損壞著婚姻的實際內容。他是極端自我的人,脾氣暴躁,剛愎自用,常莫名地陷入哀傷與消沉,還有酗酒……正像朋友所說:他似乎永遠無法在現實中品嚐一匙“平靜的天倫之樂”。

鄧肯非常傷心,卻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心愛的男人這種自虐式的表現,束手無策。作為一個女性,她能給予的都給了,卻改變不了什麼。作為天才藝術家,她的智慧隻能用以同情另一位天才,卻無法解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