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不平等條約庇護，西方基督教終於在安昌登堂入室，滲入當地民間的傳統信仰中，而改變了民間宗教信仰的結構。就其傳播範圍來看，有一個由鎮上向周圍廣大農村地區的顯著特點，杭州基督教內地會最初在新街弄設立基督教福音堂，作為向安昌乃至山陰傳教的橋頭堡，再向附近黨山、華舍、下方橋等滲透；就其傳播對象來看，似以一般鎮民與周圍廣大農村地區的農戶居多，“總的來說，這些人溫和、勤勞、不懷惡意。說到與外國人的關係，在我看來，老百姓是不招惹外國人的，除非他們的上司挑起敵意和仇恨。要說他們喜歡我們，或者願意和我們交往，未免有些過分，但要說他們對我們懷有敵意，這也離譜甚遠”。傳教士楊篤信（Griffith John）的分析應該是事實，若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義符合民間的心理需要，或傳教士的某些舉措滿足民眾的現實利益之時，一般民眾遂有可能拋棄傳統信仰，轉相習西方基督教；就其傳播形式來看，民間仍熱衷於娛樂節慶活動，當1917年安昌基督教福音堂舉行建堂20周年紀念大會時，鎮民以及周圍廣大農村地區的農戶絡繹不絕，每日前往者數以千計，除習教者外，多數是圖熱鬧、看新鮮，對每日晚間放映的幻燈頗感興趣。
西方基督教在安昌的傳入和滲透，改變了民間宗教信仰的結構，但是，這一改變極其細微，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安昌民間宗教信仰的基本格局。僅從習教者人數觀看，1921年近300人，因清末民初安昌鎮域調整變化較大，若按人口最多的57402人、人口最少的14147人計算，分別占0.52％和2.12％，而取最多人口、最少人口的平均值計算，占0.84％。這一計算並不科學，所得答案隻能作為參考，但與西方基督教在華傳教活動最高潮時（1903年左右）習教者未超過中國總人口1％或1.5％的事實基本吻合，無怪乎有傳教士曾發出了“經營五十年而所得止此數，事之無益，從可知矣”的歎息。若參照1844-1902年間發生的470多起重大教案以及地方上自行了結的數千起教案，表明民間傳統的宗教信仰根深蒂固，是任何外力都無法輕易改變的，所謂的變革沉重而緩慢，以至於多少年過去，在民間宗教信仰被當做封建迷信大加鞭撻半個世紀以後，其許多的內容、形式仍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加以保護、繼承、弘揚，這一點都不足為奇。
五、社會習俗
“十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與上節所述民間宗教信仰相似，安昌的社會習俗也是經千百年曆史相沿積久而形成的，有根深蒂固的社會潛力，且基於當地的自然生態環境、經濟文化背景，顯示了其間的地區差異。不同的自然環境一定營造不同的社會習俗。
然而，“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近代尤其是晚清以來，隨著經濟生活的擴展、社會風氣的演變，不僅使人們的生活追求出現了更多的需要，而且在無形中，使社會習俗中許多固有的傳統開始發生起伏與變革，並廣泛地涵蓋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當中，如追求款式的服飾習俗、講究禮儀的嫁娶習俗乃至長期穩定的歲時習俗等，都慢慢發生了變化，所謂“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社會習俗在近代的差異，也昭示了這個特定時代社會演變的劇烈程度。但因總的格局未變，而在安昌這個幅員並不廣闊的市鎮，呈現出舊習俗與新風尚雜糅並存的態勢。
（一）服飾習俗
長衫與短衣是紹興也包括安昌在內男子的傳統服飾，多年流行，其麵料、款式、色彩等幾乎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如魯迅在小說《孔乙己》中寫道：“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鹹亨酒店裏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麵做點事罷。外麵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
長衫，俗稱大衫，一種離地略高於腳背的大襟長衣，有領，右側開襟，從領口起，自右而下，釘有一排紐扣。若遇祭祀、嫁娶之類的大事，還需在長衫外麵加穿一件馬褂，即越諺所謂“大衫馬褂子”。馬褂原係滿族男子所穿上衣，長不過腰，以便騎馬，故稱馬褂。據傳，馬褂在康熙時僅皇室成員或達官顯貴方可穿著，且以黃色為貴，故俗稱“黃馬褂”。後流傳至民間，漸成一般禮服。馬褂多為對襟。由於長衫素被視作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著者多為富商大戶以及講臉麵的讀書人，其麵料以綢、緞、紗、錦等居多，而“恥穿布素”，並說這是“習俗移入，賢者不免”。夏季著單衫，春秋兩季則改穿有襯裏的夾衫，俗稱夾袍，為了禦寒抗凍，冬季又穿棉袍，甚至用羊皮或其他獸皮製成皮袍，稱皮袍子。色彩較暗，以黑、青、藍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