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對安昌民間宗教信仰的敘述，基本可以了解其真實狀況。在生產力欠發達的古代，人們因無力抗衡或無法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許多現象，而把自己的種種願望寄托於虛無縹緲的神靈世界。安昌民間宗教信仰追求的是消災避難、祈禱豐年、大吉大利，凡與此相關的神靈或先聖，不論是否源於本地，也不管它屬於哪個宗教，都將成為祭祀的對象。這種泛神論的氛圍浸淫著安昌的每個角落，滲透並持續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
為了實現心中的烏托邦，當地民眾不惜一擲千金，竭盡奢華，舉辦以城隍會為代表的各種迎神賽會，通過演戲、雜耍為主要形式的娛樂、節慶活動，將對神靈的敬畏之情發揮得淋漓盡致。進一步說，迎神賽會是江南民眾生活中須臾不能離的活動，無錫人錢泳曰：“大江南北迎神賽會之戲，向來有之，而近時為尤盛……一時轟動，舉邑若狂，鄉城士女觀者數萬人，雖有地方官不時示禁，而一年盛於一年……甚至在城在鄉俱崇華美，小街小巷迎接親朋，使斯民鹹入豪奢。”而在此以前的明成化、弘治年間，杭州的迎神賽會即已十分昌盛，每逢迎神賽會，富家子弟都出錢湊會，“妝飾各樣台閣及諸社夥，備極華麗”，並且“次第排列，導以鼓樂，繞衢迎展”，“傾城內外，居民聞風往觀”；“如此者二年，掀動他境子弟，轉相效尤”。對此，田汝成評論道：“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蓋杭俗浮誕，輕譽而苟毀，道聽途說，無複裁量。如某所有異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目睹，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蹤跡。故諺雲：‘杭州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錢泳的話是泛指，杭州昌盛的迎神賽會也並非個案，說明迎神賽會人人參與、花費巨大已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能反映整個江南的一般情況，而安昌的迎神賽會，也有相當的代表性。
逮及近代後期，安昌民間宗教的基本麵未見大的改觀，但局部已發生細微衍變，並表現為西方基督教的傳入和滲透，而使民間傳統的宗教信仰中又多了新的內容。
西方基督教創於1世紀，包括天主教、耶穌教、東正教三大教派及其他一些較小的教派。唐朝初年，由中亞細亞傳入中國，稱景教。元代則稱也裏可溫教，而天主教的道明會、方濟各會也相繼入華，幾十年間習教者達3萬多人，開創了中世紀基督教在華傳教的“黃金”時代。但限於多種原因，西方基督教則隨著元朝的滅亡而絕跡中原。明末清初，值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西方基督教卷土重來，嘉靖三十一年（1552），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到達廣東台山縣上川島，謀入廣州，但未如願，客死該島。萬曆二十九年（1601），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赴京。繼後，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繼續擴大傳教領域，甚至“出入宮廷，頗形利便，與太監等往來，常趁機言聖教道理”，少數名宦巨卿開始習教，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並稱中國天主教開教的三大柱石。並被獲準可在中國13省自由傳教，習教者達數萬人。康熙年間，全國28個城市設有教堂，習教者15萬人，其中耶穌會習教者11萬人。
西方基督教在華的真正傳播始於中法《黃埔條約》。《黃埔條約》除攫取英國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又在中美《望廈條約》允許美國人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設禮拜堂”的基礎上，明確規定“佛蘭西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該條約為傳教士在華設堂傳教的最初根據。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法國專使拉萼尼（Theodose de Largrene）的壓力下，道光帝發布上諭，準免查禁天主教，並同意給還天主堂舊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