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花邊業
花邊原名“萬裏斯”，早期品種稱作“萬縷絲”，源於意大利威尼斯。挑花女工按圖紙符號挑出花樣，用實針、虛針、網眼針、串線針、花三針等30多種針法，編織各種花樣，並按用線粗細、圖案疏密，分作重工、中工、輕工。一件成品的完成，需經設計、戳樣、開紙、刷樣、拷印、挑繡、拚鑲、漂洗、平燙、整理、檢驗等20個環節，少者十多日，多者上千日，挑繡往往數百萬針，稱作一根線的藝術。光緒末年，上海徐家彙天主教傳教士將源於意大利的花邊編製方法，傳授給當地女教徒，產品由傳教士收購運銷本國，規模有限。這是中國花邊業的肇始。後向其他地區擴散，產品大量出口，成為一項重要的地區性新興行業。當時江南的花邊業，“名雖為花邊廠，實際上則為商號，所有織造女工，大都散居各鄉，廠方將原料發給織戶，到期或派人收購，或彙集送廠。至於工資，則論碼計算”。浙江的花邊業源於寧波，也由天主教傳教士傳授技術。1919年（一說1923年），上海商人徐方卿帶領4名女教徒來到山陰坎山（現屬蕭山），傳授花邊編織技術，第一批學藝者24人，同年，坎山開辦滬越花邊廠，有挑花女工四五百人。此後又陸續興辦了各種花邊廠10多家，挑花女工達到2萬多人，年產花邊140多萬碼，並逐漸向靖江、錢清、瓜瀝、黨山、安昌、柯橋等地發展，紹興花邊業由此發祥。當時，各花邊廠利用農村婦女勞動力價格低廉的特點，授以花邊編織技術，並從上海買來花線，或身背藤籃，走村串戶，挨家發放花線、花樣，或坐莊收發，到時驗收，按碼付給工資報酬。然後轉手賣給上海洋行或來華的外商。編製花邊，由於不需要專門的生產設備，工具簡單，成本不高，隻需一枚細針、紙及圖案樣紙，即可操作，且能足不出戶，隨時顧及家庭生產、生活需要，加上有一定的經濟收入，十分適合農村婦女從事生產。作為一種新的農村家庭手工業，頗受當地農村婦女青睞，使紹興的花邊業受到了長足發展，1928-1929年時達到鼎盛期，年產值在100萬銀元以上，約占浙江全省花邊生產的2/3。
安昌花邊業的興起稍遲於蕭山、紹興發展的總體進程，19世紀20年代剛剛引入。當地有10多人負責收發，原紡紗織布者搖身一變為挑花女工，人數達上萬人。編織花邊由盤墊、圍裙、枕套等小件產品過渡為台布、窗簾、床罩等大件產品，每人每天收入約0.30-0.40元，以貼補家庭的日常開支。
3.織襪業
繼花邊業興起且具有相當影響的是織襪業。織襪業主要分布在上海、蘇州、無錫、武進以及浙江的各地農村，而在浙江，“家庭工業在杭、嘉、湖、寧、紹五屬，各因地而異，唯最普通者，為織襪一項，尤以平湖、硤石、嘉興為多，寧波、杭州亦不少，湖州次之”。
作為新的農村家庭手工業的一種形式，織襪業的特點與花邊業相似，從業者仍以廣大的農戶為主，“自租機領紗此製一行，而平邑針織工業，遂日臻興盛，織襪遂為一種家庭之副業。無家務之累者，則日夜而為織襪，不稍休息。近來附郭四五裏內之鄉農婦女，亦均改織布之業而為織襪”。
安昌的織襪業源於20世紀30年代後期，同樣是棉業衰落的產物。當地農戶由先前的紡紗織布，而改為從上海、杭州引入粗紗手搖襪機，起初領料加工，分散生產，後為加工、經銷同時進行，經雇傭女工手搖紡織、燙整處理後，產品成批地發往錢塘江上遊，最盛時有織襪戶10多家，較大的織襪戶有襪機30多台。
蠶絲、花邊、織襪等業可謂安昌棉業衰落過程中複興或新興的農村家庭手工業。農戶因棉業衰落，不得不由原先的植棉、收購、軋彈、紡紗、織布，逐漸改為從事蠶絲、花邊、織襪等新行業。
但這些新行業其實是名副其實的“副業”，在經濟結構中所占份額極小，僅起了拾遺補缺的作用。此按《安昌鎮誌》所列民國時期安昌工商各業基本情況進行分析。民國時期，安昌計有行業71種，店鋪601家。蠶絲、花邊、織襪3業，占所有行業的4.2％。蠶絲業有朱炳森機坊、滕傳慶機坊、滕傳茂機坊、韓恩茂機坊、朱士春機戶、朱士高機戶、朱寶元機戶、朱保定機戶、朱柏華機坊、朱柏先機坊、於永梅機坊、吳桑法機坊、朱柏仁機坊13家，花邊業有慶記、徐寶泉、祥豐、茂記、馮同昌5家，織襪業計陳阿法襪店1家，共計19家，占所有店鋪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