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是時人杜撰的一則笑話，但由此卻可以看出，滿人因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不得不依靠漢族文人。而要依靠漢人，又不授予重權，的確是件傷腦筋的事。如何妥善處理這對矛盾？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倚重無職銜官品的胥吏或紹興師爺。順治帝親政的當年（1651），即多次下詔要求整頓吏治，他在閏二月丙辰的上諭中，說州縣不少官員都是“不識文義之人，益不勝任，文移招詳，全憑幕友代筆”，故下令吏部必須對應選官員進行考試，“優者選用，劣者除名”；而各省督撫也要對下屬州縣官員詳加甄別，淘汰“不識文字，聽信吏役害民，不堪為民牧者”。既然滿清官員素質如此低下，就得延聘紹興師爺佐官為治。又據《清實錄》記載，雍正元年（1723）三月乙酉諭吏部：“各省督撫衙門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辦，勢必延請幕賓相助，其來久矣。”下令此後總督、巡撫延聘幕賓，必須挑選“曆練老成、深信不疑之人”，並將姓名具題上奏。這樣一來，既有漢族文人處理政務，又不至於太阿倒持，讓漢人掌握太多的權力。紹興師爺的大量出現，應當與清朝建國前後這種民族心理相關。
就這樣，紹興師爺登上了曆史舞台，全盛於有清一代，整整活躍了二三百年。他們不僅在官場上“佐官為治”甚至“代官出治”，而且深刻影響了當時社會的各個層麵，連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打上了“無紹不成衙”的曆史印記，如《儒林外史》中的師爺牛布衣是紹興人，《官場現形記》中的賬房師爺何順是紹興人，《歧路燈》中的五四兩個師爺荀藥階與其表侄莫慎諾是紹興山陰人，《檮杌萃編》中的師爺龍鍾仁是紹興蕭山人，《文明小史》中的師爺餘豪是紹興會稽人，《如此官場》中的師爺宋錦詩是紹興會稽人。那麼，清代究竟有多少紹興師爺呢？根據粗略推測，清代各級地方官員，上自總督、巡撫，下至知府、知縣，一般都要聘請若幹紹興師爺幫助自己處理各項公務，就各種大大小小的衙門而言，清代全國共有1358個縣、124個州、245個府與18行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撫、總督等地方衙門，以及朝廷六部、大理寺、理藩院、詹事府、都察院等中央機關衙門，每一處的紹興師爺少則二三人，多則十數人，合計全國紹興師爺的總數當有數萬人之多，並不少於正式品官的人數，且“隨著官員在省一級或地方一級職責的加重，‘幕友’的規模和人數也跟著增加。到18世紀末，這些助手的總人數估計已達7500人。雖然沒有可靠的調查統計數字，但可以假定他們的人數在19世紀繼續有所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來，紹興師爺又有了新的發展，“這部分地是由於當時的行政危機，由於國內秩序混亂和西方的入侵，由於太平軍叛亂時期及其以後的時期省一級政府承擔了新增加的財政、軍事與商業責任之後，不得不對地方官員提出過多的要求而造成的”。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英國動用16艘軍艦、540門大炮、4000名士兵，強行敲開了擁有4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的大門，也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帷幕。長期閉關自守的清帝國措手不及，遇到了一係列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中外之間的通商、外交，西方文化的東漸、融合，軍興以來的厘金、捐輸，洋務時期的“自強”、“求富”……為應對層出不窮的“新政”，官員們紛紛招攬具有一技之長的紹興師爺，為己效力。比如，張之洞還在擔任山西巡撫時，就希望通過延聘紹興師爺的辦法，組建一個強大的幕僚班子，他在致屬下各司局的劄中表示：“舉凡天文、算學、水法、地輿、格物、製器、公法、條約、語言、文字、兵械、船炮、礦學、電器諸端……或則眾美兼備，或則一名藝家，果肯聞風而來，無不量才委用。”曾國藩也是如此，他“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恒”，至鹹豐、同治時，“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且分成四大類：第一類是“治軍事、涉危難、遇事讚畫者”；第二類是“邂逅入幕，或驟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第三類是“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第四類是“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