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在曆史上，安昌白洋曾為紹興海上航運的重要港口，明洪武二十年（1387），湯和在大和山南麓設白洋巡檢司，駐紮弓兵32人，負責防務、治安，這是當地較早見諸於史料記載的行政管理機構。開市後，花、布、米興旺，麵對繁雜、精細的各類事物，尤其是治安、賦稅等棘手難題，白洋巡檢司遷安昌中市花行堡，管理治安、賦稅。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巡檢司移駐柯橋後，商業登記收歸山陰縣，而有老吏、老幕、老胥“三老”負責日常管理。總體上看，安昌的行政管理機構並不多，“辦事”的官、“應役”的吏也十分有限。進入近代以後，尤其是晚清政府實行地方自治以來，安昌的公職人員開始大量增加，大致劃分，可以分成3類：第一類是行政機構公職人員，因清末民初行政機構的設置變化很大，或屬北二區，或設議事會，或置自治所，或建自治會，或立鎮公所，其中的公職人員的名稱、數量相異，如屬北二區時，有15個圖，每圖配有保正（俗稱地保）1人。而設議事會時，有議事員21人；建自治會時，有總董1人領56村，每村設自治委員1人。至於立鎮公所時，則有多次變化，如1932年有鎮長1人、副鎮長2人、監察委員5人，下設閭長、鄰長，1946年有專任人員7人、鎮丁2人；第二類是稅務機構公職人員，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設棉花厘卡，征收沿海花捐，後又多次易名，此外陸續增設田賦糧食管理處安昌辦事處、安昌卷煙特稅稽征所、縣稅稽征處安昌分處，人數不多，如田賦糧食管理處安昌辦事處僅設主任、稽征股長各1人，稽征員若幹名；第三類是軍警人員，包括地方保衛團、抗日自衛大隊、警察所等。人員多寡不等，每種在數人至數十人間。
藝人：安昌還有一些藝人，這些藝人包括本地人和外鄉人兩部分。前者以散居在彭家漊等地的數十戶墮民為主，因認其祖為唐明皇教習之“梨園子弟”，多操祖業，即充當壽慶、喜慶的鼓手；後者多在茶館演出，包括鸚歌班、武林調、蓮花落、說大書等，流動性較大。
自由職業：自由職業者一般包括醫生、律師、記者、作家等，但安昌的自由職業者卻以醫生居多，民國時期先後有29家中醫診所、9家西醫診所、10位坐堂醫生，而從事其他自由職業者的人數並不多，這反映出安昌仍屬傳統社會，職業變化甚少，與發展較快的城市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無業遊民：在安昌的曆史上，失去土地的農戶若欲謀取養家糊口的職業，並非易事，即使在經濟繁榮的乾隆時期也是如此。
根據前引“米行腳夫合約”、“腳夫絕賣文契”分析，米行新添腳夫、增加就業崗位是件喜事，必須演戲、置酒，表示感謝，農戶一旦獲取腳夫資格，輕易決不放棄，隻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將資格“絕賣”，表明安昌就業形勢並不樂觀，甚至連出賣體力的腳夫也非唾手可得，必須公議，以防“強橫硬進者”。當經濟衰退後，就業形勢則變得更加沉重，過去湧入安昌討生活的農戶隨時都有淪為無業遊民的威脅。事實上，至1949年前後，安昌已存在大量無業遊民，計390戶，近2000人，以致不得不采取生產自救、社會互濟的辦法，安排無業遊民，以消弭社會不安定因素。
二、紹興師爺
（一）紹興師爺的興衰曆史
紹興師爺究竟起源於何時？史載闕如，也難作明確論斷。一般認為，紹興師爺濫觴於明朝中晚期，但相關的史料很少。安昌平家漊人平步青在所著《霞外捃屑·幕友》中推測說：“幕友，不知始於何時，意者明末國初。”認為始於明末清初。而王陽明則說：“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按當代明清史家鄭天挺的解釋，王陽明所說的“自己用人”，指的是具有紹興師爺內涵的幕府人才。
也就是說，在王陽明所處的時代，即明朝中期，已經有了紹興師爺。在此還有一個實例可佐證，就是明嘉靖年間的書畫家徐渭。
據《明史·徐渭傳》記載，徐渭是浙閩總督兼浙江巡撫胡宗憲幕府的“書記”，即負責起草文書奏牘等工作。他曾為胡宗憲起草過上嘉靖帝的奏表，嘉靖帝閱後龍顏大悅，更加寵信胡宗憲，而胡宗憲也更加倚重徐渭。“總督胡宗憲招致幕府，與歙餘寅、鄞沈明臣同管書記。宗憲得白鹿，將獻諸朝，令渭草表，並他客草寄所善學士，擇其尤上之。學士以渭表進，世宗大悅，益寵異宗憲，宗憲以是益重渭。”以致“幕中有急需，夜深開戟門以待。渭或醉不至，宗憲顧善遇之”。從上述史料看，徐渭以一介書生佐官辦事，掌理文牘，已具備了紹興師爺的一些基本特征，可視為早期的紹興師爺。鄭天挺在《清代的幕府》一文中提到明人張萱所著《西園聞見錄》中有“幕僚”兩字，且認為此“幕僚”即紹興師爺。幕僚未必一定就是紹興師爺，可能指紹興師爺，也可能指佐官辦事的智囊，但如果把這條史料提供的年代與徐渭入幕的年代結合起來考察，就可以看到，嘉靖年間即明中晚期，已有了不少徐渭式的紹興師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