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群體構成
社會群體，即人們通過一定的社會關係結合起來進行活動的共同體。它的形成，往往取決於個人所從事的職業。職業作為一種主要的社會現象，是它決定或影響了個人的身份和地位，並按個人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相互間的社會關係，決定其存在的形式，構成相應的社會群體。在中國傳統社會，有士、農、工、商，又因經濟發展、謀生需要，職業分化日趨細致，社會群體隨之增多，“古有四民……今有二十四民”，除士、農、工、商以及兵、僧外，尚有道家、醫者、卜者、星命、相麵、相地、弈師、蛆儈、駕長、異人、蓖頭、修腳、修養、倡家、小唱、優人、雜劇、響馬巨窩等十八民，“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稽，除二三小技，其餘世人，奉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懸鍾鼓，比樂公侯，詩書讓其氣候，詞賦揖其下風，騎與盛哉”！對此，王士性亦曾有揭示：“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張空拳以籠百務，虛往實歸，如堪輿、星相、醫卜、輪輿、梓匠之類，非有鹽商、木客、筐絲、聚寶之業也。”對於包括安昌在內的紹興市鎮的社會群體或曰居民結構，有學者曾作過一定的研究，將其概括為這樣幾大類：一是地主，其中少部分地主因同時從事工商活動，兼具工商業者身份；二是農民，其中大量農民因失去了土地，紛紛湧入市鎮，或成小商小販，或出賣勞動力，或為無業遊民，甚至乞討為生；三是工商業者，包括富商大戶、高利貸者、一般客商、手工業作坊主；四是官吏，包括市鎮行政機構管理人員、閑居官吏；五是士紳，包括在官學、社學、鄉學、私塾、書院、義學中前來講學和求學的士人；六是藝人，包括在茶館酒樓、街頭巷尾表演的藝人；七是宗教人員，主要指在祠廟寺觀集聚的僧尼道士。這一研究為進一步探討安昌的社會群體奠定了一定基礎，並為繼續考察安昌的社會群體提供了大致方向。
對安昌的各個社會群體，前人幾乎沒有作過任何分析，僅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資料。那是1949年以後，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安昌（當時分設西安昌鎮和東安昌鎮，下轄11個行政村）有2450戶9937口，各階層劃分：地主112戶，占戶總數的4.57％；富農7戶，占0.29％；中農269戶，占10.98％；貧農314戶，占12.82％；雇農37戶，占1.51％；小土地出租者210戶，占8.57％；小商223戶，占9.1％；工商181戶，占7.39戶；手工業作坊主325戶，占13.27％；職工174戶，占7.1％；小販122戶，占4.98％；自由職業者62戶，占2.53％；宗教人員10戶，占0.41％；無業遊民390戶，占15.92％；其他人員14戶，占0.57％。
資料固然有些“過時”，反映的恐怕也非安昌社會群體的全貌，但至少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信息：其一，安昌是周圍農村地區的商品交換中心，農業人口明顯少於非農業人口，這是安昌的特點之一。該鎮農業人口949戶，占戶總數的38.73％，非農業人口1501戶，占61.27％，是農業人口的1.58倍。安昌作為一個中等偏上類型的市鎮，既不是縣城，也不是鄉村，但實際上充當了與縣城同一層次經濟中心地的角色，因此一定聚集著比農業人口多得多的非農業人口；其二，安昌從事工商業的人口較多，約有1025戶，占戶總數的41.83％，包括開設花行、布行、米行等的富商大戶，機坊、染坊、磨坊等的手工業作坊主，飯館、旅館、茶館等的店主以及仰食於商家店鋪的腳夫、雇工、夥計等；其三，安昌從事工商業的人口已經超過農業人口，商業色彩濃厚，但從業者的檔次並不高，手工業作坊主、小商小販670戶，占從事工商業戶總數的65.37％，真正從事工商業者181戶，占17.66％，不及手工業作坊主、小商小販的1/3，表明安昌的近代化水平並不高，尚未實現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其四，安昌農業人口與從事工商業的人口1974戶，占戶總數的80.57％，此外尚有其他人口476戶，占19.43％，包括自有職業、無業遊民、宗教人員等，共同構成了安昌的社會群體，這同樣是不容小視的。